月光诗人刘希全
“最幸福的事,是每晚读一首诗”
刘希全
性别:男
籍贯:山东莱西
终年:48岁
去世原因:病逝
去世时间:2010年9月21日
生前住址:北京市西城区新风街
生前身份:诗人、《诗刊》杂志副主编
北京的午后,我看见太阳落山了
不是头顶上空的这炎炎烈日
而是千里之外的另一个
我所指的山也在那里
在胶东半岛南墅镇的南宋村
我双眼模糊,看见了南宋村身上的
那正在暗下去的余辉……
——刘希全《余辉》
南宋村,山东莱西市下辖的一个村子,在刘希全的笔下,那是他用诗歌无数遍描绘的故乡。
许多人对故乡的印象,总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刘希全也一样。
1962年他生在这里,童年的记忆混杂着呛鼻的植物气味:“我知道哪些是灰菜的,哪些是古柏的,哪些是菠菜的,哪些是枣树的。”刘希全写过这样的句子,“我看见童年的自己从杨树上溜下,肚皮上一片红紫,脸上又黑又脏。”
这是一个顽皮的孩童,在离开乡村之后却渐渐变得内向而敏感。
刘希全六岁时,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全家迁到莱阳。
此后多年,尽在城市喧嚣中,回老家的次数并不多,以至于刘希全几乎淡漠了胶东半岛静谧的乡村生活。
直到2009年,他以组诗《南宋庄》(注:刘希全有时把故乡南宋村写为“南宋庄”)获得人民文学奖诗歌奖,在对《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商震谈起写作感悟时,刘希全才重新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这组诗是四年前写的,当时父亲突然因心肌梗死去世,去世时六十八岁。捧着父亲发烫的骨灰,我回到了老家莱西市南墅镇南宋村,将父亲葬在村东头的土坡上……说实话,这么多年,我是第一次从内心深处想到父母、南宋村和南宋村的亲人们。我不知道为何如此,我好像看到了一道巨大的鸿沟横亘在眼前,横亘在我的生活当中,想到这些,我不禁感到悲哀,更感到寒栗。”
刘希全不会想到,自己对尘世的告别,竟也像父辈那样仓猝:2010年9月21日,中秋节的前一天,刘希全在北京家中突发心脏病离世,年仅48岁。
似水柔情的“月光诗人”
在诗坛,刘希全有“月光诗人”的名号,或许因为他早年的诗歌像月亮一样,满是似水柔情。
“他在学校的时候就写诗,写得还不错,在《新星》等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小有名气。”《中华读书报》总编辑王玮是刘希全的大学同学,两人同为山东大学中文系1979级学生。
王玮记得,大学时代的刘希全“不爱说话,很朴实,但是诗歌方面的天分过人。”
年轻的刘希全写了很多婉约的爱情诗,诗歌是很难解释的文学形式,不过看看他后来出版的诗集名字———《爱情的夜晚》、《夜晚的低吟》、《此情此景》、《蓝色视野》……我们大致能想象诗人内心的浪漫与幻想。然而,这和他的性格又形成了很大反差。
“很多女生说,四年大学念下来,好像都没跟刘希全说过话似的。”王玮说,“他实在是个内向的人。”
同事周立文也用“羞涩”来形容刘希全这个山东汉子,“跟他开玩笑,说起女人和爱情什么的,别看他写爱情诗,居然还会脸红呢。”
那是1983年7月,刘希全和王玮从山东大学毕业,一起分配到北京,成了《光明日报》的同事。在报社的集体宿舍里,他俩遇到了北大毕业的周立文,三个青年住同屋,无话不谈。
刘希全最爱聊的还是诗歌。“他平时不爱说话,可要碰到对脾气的人,比如都喜欢写诗,他就会滔滔不绝。”周立文也写诗,又是北大毕业,刘希全就经常向他打听北京诗坛的动态。
喜欢海子的文学青年
“他最喜欢海子,上世纪80年代他不断在读海子的诗。”周立文说,“那时还没有‘海子’这个称呼,只有查海生,是比我小3岁的安徽老乡。”那个名叫查海生的年轻人后来成了无数文学青年的偶像,可在80年代中期,他的诗作流传出来的还不多。
刘希全读到海子的诗,主要是《人民文学》等期刊上发表的少数几首,翻来覆去地看,书页都磨起了毛。每当又发现海子新作,他都激动万分,拿着杂志在宿舍摇头晃脑,大声朗诵———旁边,就是王玮和周立文这两个忠实听众。
“那时候,我晚上经常也待在报社办公室,看书看稿子,希全也喜欢在办公室看书看稿子。”王玮说,“回到宿舍,他就会朗诵自己新写的诗,我们这些舍友是他最早的读者和听众。”
刘希全和《诗刊》杂志也从那时起有了渊源,在《诗刊》连续办了很多年的“青春诗会”上,刘希全是较早的参与者,业余时间经常和诗友们一起搞活动。
“中文系出身的人很多都有过办诗社和文学刊物的经验,希全这样狂热的诗歌爱好者更不用说。”王玮笑言,自己本来也想写诗,就是因为刘希全总在宿舍里朗诵,“我就放弃了在诗歌方面的努力,因为觉得他确实是天生的诗人。”
或许只有诗人才能理解诗人。1989年3月底的一天,刘希全突然冲进宿舍,告诉周立文:“你们北大的那个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了!”
周立文大吃一惊。那天,他们聊了很多,彻夜不眠。
“希全不住地说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海子死的时候才25岁。”周立文还能清晰地记得刘希全的激动与惋惜。“当时我们还谈到‘诗人已死’这个话题,没想到现在轮到他了。”
一株朴实的“红高粱”
在《光明日报》,刘希全从1983年7月一直工作到今年7月,整整27年。
从总编室、群工部(后改为社会部)、政法军事部(后改为军事部)到发行部,刘希全做过记者、编辑、政法军事部副主任、发行部主任,报社里的很多部门和岗位都有他洒下的汗水。
王玮说,工作中的刘希全踏实、勤奋,恪尽职守———这倒不像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
“要形容诗歌之外的刘希全,只能说他是一个好人、常人。”王玮说,“他是我们的好同事、好朋友、好邻居,完全没有一般印象中诗人那种特立独行、标新立异的个性。”
周立文也觉得很奇怪,他和刘希全在同一个办公室,常年面对面,熟到不能再熟,也没发现工作中的刘希全流露出多少诗人气质。
“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把实的东西和虚的东西分得很开。”周立文解释说,“实的东西”比如工作,比如养家糊口、日常琐细,刘希全都一丝不苟;“虚的东西”则是文学,是理想,是他骨子里的忧郁。
“据说这叫双重人格,希全就留给我们双重的形象。”同事邓凯也形容刘希全“就像胶东的一株红高粱———朴实的红高粱。”
《诗刊》新事业的遗憾
除了写诗,刘希全的业余爱好就是下围棋。有时吃过晚饭没什么事,刘希全就在办公室里和周立文等同事们摆开棋局。别人下到紧要处经常忍不住大呼小叫,刘希全不慌乱,反而经常耍点冷幽默,让办公室笑声不断。
都以为这样的生活就是永久,谁也没想到刘希全会离开报社———今年8月,刘希全正式调任中国作家协会《诗刊》杂志社副主编———知道这个消息后,熟悉刘希全的人却也都理解:这个新工作也很适合他。“实际上他一直梦寐以求的,就是和文学、诗歌有关的工作。”周立文说,“调到《诗刊》之前,他给我打过一个电话,问我对这个调动计划怎么看。”
人人都知道,文学已不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辉煌,诗歌更是门庭冷落,在当下的时代做一份专业诗歌杂志,难度可想而知。周立文对刘希全说,压力和待遇都是现实问题,可如果你真的喜欢,就应该放手去做。
刘希全激动地说,好。
离开《光明日报》的时候,王玮、周立文和许多同事一起,给刘希全设宴话别。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9月18日晚上,刘希全给周立文打电话:“我要改革《诗刊》。”
听得出电话那端的亢奋语气,周立文说:“好啊,怎么改法?”
那天刘希全讲了很多,从内容编排、封面设计到诗坛风气,都提出了新颖的意见,问周立文能否帮忙请几个人来出谋划策。周立文建议刘希全,要找就找高手:“我们俩有个共同的朋友叫吕胜中,是中央美院著名的艺术家,可以请他帮忙设计《诗刊》的封面。”
刘希全很高兴,两人约定,国庆节后去找吕胜中。
“这才几天时间,通话记录还没消去。”周立文说,“现在打开手机看到刘希全的名字,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从浪漫到苦涩的诗风
北京大学教授、诗人谢冕对刘希全的诗歌评价是:“希全习惯用单纯来表现复杂,用近于‘白描’的实录来表现丰富,他以他所擅长的方式,用来传达他内心的积郁与沉淀的激情。他的诗风恬淡而高远,清朗而简约,少夸饰而绝奢靡。他善于以表面上的不动声色,来表达内在的炽热和滚烫。他总在有意地追求并实践他认定的‘朴素的诗歌’主张:要写出朴素的诗歌,删除多余的想象和比喻;删除所有的妄念和预言;我的笔迹,浓重,锐利,不让它有回旋的余地。”
按照周立文的分析,自从六年前,刘希全的父亲去世,他的诗风就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以前偏重浪漫抒情,后来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沉痛。他好像突然梦醒了一样,发现了他的故乡南宋村,发现了直接来自生活的朴素体验,朴素中却又带有华丽的白描。”周立文说,“如果他仅仅是一个传统的乡土诗人,就没有今天的成功。”
从《爱情的夜晚》到《慰藉》,诗集的名字也体现了诗人风格和人生经历的变迁。“肯定是有了某种伤痛,才会有‘慰藉’。希全后期的诗歌多了些许苦涩,这肯定跟年龄也有关系。”周立文透露,去世前的刘希全,却是处于亢奋状态中———一方面是因为接手新的工作,另一方面,则是他的诗歌才华再次获得肯定:刚刚公布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入围作品,刘希全的诗集《慰藉》赫然在列。
这几天,周立文经常想起当年,刘希全用他的胶东口音,眉飞色舞地朗诵海子的诗:漆黑的夜、村庄、麦子……“他曾经跟我说过,最幸福的事,是每天晚上读一首诗。”
- 刘希全的诗
转悲为喜
被风吹透,被雨淋透
南宋村的一切,如此卑微,如此静默
它影子单薄……
我也一样,在异地的岁月中
常常感到冷
这么多年,我和南宋村
还是来不及,都有些慢
都面临着种种的窘迫
都有些凄惶
许多时候,如履薄冰,一筹莫展
尽管音讯不多,我也没有
感到有苍茫刺骨的悲痛
的确如此,我和南宋村
仿佛互相忘记
仿佛都要忘记生、忘记死
这一次,我偶尔回来,我看见
太阳正在落山
当我闻到草木气息,当我
走进屋子,并在一把木凳上坐下
我和南宋村都转悲为喜
都同时舒出了一口气……
- 寄语
我是今天早上获悉希全去世噩耗的,到现在还沉浸在悲痛和惋惜中。上午我在他家的桌上见到他的一幅照片,他依然是一脸憨笑。1998年底,光明日报编委会决定由我担纲组建政法军事部,我力邀当时的法治社会版主编希全当副主任,他欣然同意,从此我们开始了10多年的兄弟情谊,一起策划报道,一起组织活动,同苦同乐、同悲同喜。1999年光明日报拿了三个中国新闻奖,有两个在我们部门,其中有一篇引起总书记的关注,我们策划的长篇报道《为了解救守礁战士被拐卖的妹妹》产生了强烈反响,还被改编成电视剧《限时拯救》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希全常有诗集或诗作赠我,他在文学青年中拥有众多粉丝,他早期的咏月诗更是韵味绵长……如今这一幕幕历历在目。希全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一个义薄云天的汉子,一个风骨独具的文人,一个睿智幽默的贤者;是一个能够肝胆相照赤诚相见的人,是一个可以倾诉衷肠无须提防的人,是一个可以把盛装脱给你而且为你的华丽出场把巴掌拍成几掰的人。我为失去这样一个好兄弟而恸,为中国文坛失去这样一道风景而悲。诗人已去,诗魂宛在;为诗而生,为诗而死。中秋前夕,这位月光诗人终于奔月而去,让今年的中秋夜多了些许凉意。希全,一路走好,我的兄弟……
——《党建》杂志总编辑 刘汉俊
2010年9月21日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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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希全 编辑: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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