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内容：青海玉树发生强烈地震，在这抢救生命、抗击灾难的过程中，我们的心灵不可能平静，情感不可能抑止，作为感应世界的神经，诗歌总要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中国历来是一个诗的国度，即便是婉约派，也曾有“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之说，这，自然又使我们充满期待。

青海玉树发生强烈地震，在这抢救生命、抗击灾难的过程中，我们的心灵不可能平静，情感不可能抑止，作为感应世界的神经，诗歌总要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摆在我面前的诗集《废墟上的花朵》，便是一百多位诗人的心绪的结晶。那是生存与死亡、肉体与灵魂的对话。

诗集中虽然有些急就章,但重要的却是一批有信仰的诗。诗人唱道：“玉树 我的父母/我用双手打捞 打捞尚未沉底的生命/我用血肉缝合 缝合创伤 缝合时间/我用心灵收容 收容悲伤 收容苦难”（《救援之马奔驰在祖国的路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已渐渐地与信仰渐行渐远，连叙事的文学都回避它，更何况抒情诗。而缺乏信仰，我们的叙事与抒情，便同时都失去了力度。面对苦难、挫折、矛盾才有爱，这恐怕是文学上的爱与生活中的爱最大的不同。也是现在一部分流行歌曲反复吟唱爱，却只留下一些爱的呓语，缺乏文学性的根源。而在这部诗集中，我读到的则是爱与追求，挽留和悼念。由于灾祸发生在藏区，我甚至能感受到一种摆脱尘俗、超越时光、进入永恒的蔚蓝之境的宗教情怀。“天灾降临到了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之上/生死的人各自承担着命运的悬而未决/或者在未亡人的心里开出慈悲之花/或者与肉身告别 灰飞烟灭/……而那庞大坚实的虔诚/是唯一不会坍塌的墙”（《众神未死》）。在死亡与灾难面前，所有的精神和情感，都达到了最高点。

诗歌在一定时刻，对应着人类的重要的考验，也可能或应该表现出它的方向性。以前我们回避考验，使诗歌成了单纯的颂歌；随着摆脱这种颂歌，又使诗歌变成一些零碎的、无法定义或飘渺不定的文字；可真正的诗歌，仍要在心灵的最深处形成，积蓄力量，在心与心可感应、交流及共鸣处体现出自己所有的方向性。“这是一个残忍的春天/痉挛的大地/撕裂了所有人的心/……读书声变成恸哭/诵经声变成呜咽……还有许多种子来不及萌发/就遭劫掠/还有许多远方来不及抵达/就被折断”（《玉树，废墟上春天》），就是悼念，把我们带回那一刻，留下时光，留下记忆，留下生活中被毁灭的有价值的一面。中国的诗歌传统中，就有许多悼亡诗。“玉树，我不会把苍白的/诗句留给你/但我却会把最深沉的爱/写在生命轮回的彼岸/……如果让我，选择你的重生之地/我还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就在你曾经死去的地方/在那里获得新生的/必将是我们永恒的生命之乡！”（《玉树，如果让我选择》）。这是希望。表达生命不绝的信念。 “玉树啊/你触摸 触摸到了吗/大地上所有的心跳/此刻 都感应着你的呼吸/人世间所有的牵挂呵/此刻 都缠绕在你的身旁”（《玉树，我哭泣的祭文》）。诗人们在格萨尔像前，在通天河与三江源头，“集结起爱、生命、信念和意志”，要为生命志哀，使“疼痛和美丽/都成为永恒”，这都是真情的流露。

在这里，诗人们有着不同的眼睛，不同的触动，不同的敏感的神经，于是，我们在诗集中也就看到不同的画面，不同的细节，不同的感动：那幸免于难的轻吻父亲的两岁的孩子，靠着总书记肩头哭泣的女中学生卓玛，以及正与死神角力的结古镇等。叶延滨《献给玉树的女儿和儿子》，歌唱了一个被救出的藏族小女孩和为了营救同胞而牺牲的香港义工黄福荣，他们都同样地保持了人类的尊严。而从这些诗篇中，我们读到了最具体的人性和人情，那是大地受伤后，“填补那一道伤口的泥土”。因此，我并不主张把个人性和大众性对立起来。诗歌是个体自由的精神的花朵，但个人性却并不是因为我们穿上了不同的衣服，不要忘记了衣服下面重要的是人。诗的个人性在传播中也总要向大众性转化。

在历史的重要的时刻，在欢乐的时刻和悲伤的时刻，我们都需要诗。诗歌是有信仰的。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一首小诗“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曾激励了多少青年奔赴卫国战争的战场；而抗战期间的街头诗运动，则让人热血澎湃。中国历来是一个诗的国度，即便是婉约派，也曾有“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之说，这，自然又使我们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