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诗歌悄然变迁 中国诗歌一直在路上
2010年09月11日 16:34 四川日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主持人:本报记者 黄里

嘉宾:杨牧 著名诗人张新泉 著名诗人

8月17日至1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主办的首届“青春回眸”诗会在山西举行。从1980年举办第一届“青春诗会”至今,“青春诗会”已经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先后培养出300多名优秀青年诗人,其中不少获得了各类诗歌大奖,成为新时期诗歌的领军人物和奠基者。

30年前的盛况能否重现?30年后的诗歌应该如何走?日前,本报记者与“回眸”的两位参与者——四川著名诗人杨牧、张新泉进行了对话。

青春不负登临意,唯叹诗友皆白头

(高洪波)

当年盛况依然让人激动

记者:《诗刊》主编高洪波在会上留下了“青春不负登临意,唯叹诗友皆白头”的诗句,让人感慨万千。首届“青春诗会”的实况想必相当感人?

杨牧:高洪波的这一诗句准确表达了老友多年不见,再次相聚时的心情。首届“青春诗会”举办时,正值中国告别十年动乱、解放思想、百废待兴,诗歌也正在厚积薄发的关键时期。它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所谓 “归来”。1980年,艾青出了诗集《归来的歌》,流沙河、梁南也写了《归来》和《归来的时刻》,这实际上是粉碎“四人帮”后,身体和心灵都曾被流放、歌喉曾被禁锢的诗人获得了充分自由,而重新放声歌唱的一种写照,也成了一种创作的潮流;二是以“老三届”为基本元素的中青年诗歌新人开始发力,将饱经积淀的生活历练和诗意萌动喷发了出来。反思、激励成为当时的抒情基调。那时,我刚从农场调入石河子文联。

青春诗会在这种背景下举办,两股力量在诗会聚合,虽然一方是传道者,一方是受业者,但由此所形成的兴盛局面和影响力,注定将诗会推向中国“诗歌黄埔”的高度,震撼了中国文学界。在历时一个月的诗会期间,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兴奋中。

张新泉:首届“青春诗会”举办时,我也刚从工厂调到宜宾一家文学刊物,对这一盛况自然十分关注。那届诗会有17位主角,顾城、舒婷、江河、杨牧等,他们后来都成了全国诗界的代表性人物。

杨牧:那届诗会的“班主任”是著名诗人王燕生,授课老师都是艾青、臧克家、贺敬之等这样的文学前辈,那是何等的难得啊!诗会上创作的作品在《诗刊》上出了“专号”,不少作品至今依然有生命力。我的《我是青年》也是在诗会上一气呵成,并走向大众视野的。

诗,永远没有恒定的台阶

(杨牧)

三十年诗歌悄然变迁

记者:“青春诗会”对中国诗歌影响巨大,是否在于它的标杆意义?

杨牧:可以这样说吧。那个年代,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都对“青春诗会”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诗会及其参与者也就成为了全国诗界聚光的焦点,它也让我们这些“新人”感受到了诗歌正在成为文学复兴的先行者。

其实,艾青等大诗人当年的讲课一句也记不住了,但有一个场景却忘不了——艾青拍着我的肩说:“好好写吧!”这是什么?是一种期待,更是一种风范的传递。对各位泰斗级的大家,从仰望到平视,我们的自信由此而来。可以说,那些传递过来的信心,是这30年诗歌发展的动力。没有那样一种环境和心境,诗歌也不会盛况空前。

张新泉:当然不是说中国诗歌靠一次诗会就能繁荣。“青春诗会”一共举办了26届,我虽然没参加,但一直在关注,可以说一届都没有落下。那时全国有多少人在写诗啊,诗歌刊物的发行量可以达到几十万册。参加“青春诗会”的优秀诗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回去后又对当地的诗群造成影响。可以说,“青春诗会”对当时的诗坛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既推动着中国诗歌的发展,也培养出了更多的优秀诗人。

记者:现在的诗歌怎么都不如当年了,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变故?

杨牧:记得1980年,我获得全国首届诗歌奖参加联欢会时,不仅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场,刚从世乒赛载誉归来的体育健儿、歌唱家、电影明星都来捧场,诗歌真正当了一回文学的贵族。现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诗歌作为配角,都有点难以为继了。这也算一种变化吧?

具体到诗歌,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变化:在诗坛格局和诗人的价值取向上,从一元变成了多元;在思想方法和艺术形态上,从黑白变成了杂色;从诗人的人文定位和诗歌的精神取向上,从高端变为了平面。这些都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好是坏。社会的变迁和多种文化的冲击,使人们的审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反映到诗歌上,现在已经很难把一个诗人的作品划入哪种单一的流派了。崇高和英雄在文艺作品中也遭到了解构和戏说,有人说是回归了真实,但同时,也是人的精神追求垮了架。

张新泉:当年的写作环境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炒作的多,安心写诗的少,可以说是追求GDP效应在诗歌和文学作品身上的反映吧。

当年的作品为什么现在还是经典,一个重要的原因是,30年前的诗人,文学功底深厚。而现在,大家都在追求一个“快”字,而忽略了应该相提并论的“好”字。

我关窗回到桌前/尽量让落到纸上的字/对得起他的劳动

(张新泉)

诗歌没有消失,它还在行进的路上

记者:四川是诗歌大省,当年人才辈出。流沙河、雁翼、杨牧、叶延滨、骆耕野、李刚、傅天琳、吉狄马加、张新泉,全国没有哪个省有四川(包括当时的重庆)这么雄厚的实力,是当之无愧的团体冠军。但近十年来,四川诗歌力量明显减弱,链条究竟断在什么地方?

杨牧:诗歌的不景气,四川和全国的状况其实是相似的。原因很多,诗人的创作状态是其中之一。张新泉老兄写过一首很漂亮的诗,叫《文火》,现在在许多诗人那里,“文火”变成“红锅”了,心气飘浮,心境焦躁,不再有文火细煨的创作耐心,而是像用微波炉那样,伸手就按“快速加热”档,变虔诚为草率,变创作为制作,速度和数量是大大提升了,却丢失了基本的诗歌精神。这里也有个急功近利的问题,泡沫遮蔽了真诗,炒作掩盖了创作,优秀的诗歌力量缺乏彰显、缺乏整合。当然,还有更多的原因,那得继续往深处找。

张新泉:“文火”一说很形象,对社会生活和诗歌写作而言,非常契合。本来应该字斟句酌的诗歌,如今变成了分段的文字,没有艺术品位可言。

我认为,诗人应该是仰望星空的人,诗歌是民族的想象力;诗歌是一个民族的语言锤炼方式,没有诗歌,民族的语言创造力都将会退化。

记者:写诗的人和读诗的人都心不在焉。不在场,不担当,不言说……这是对诗歌现状的一种流行评价,诗歌已经退出现实舞台了吗?

张新泉:所谓诗歌还在不在的问题,其实是个伪命题,诗歌一直都在。以文学的形式来纪念社会事件、人类变迁,最快捷的方式是诗歌。比如,在汶川特大地震中,成千上万的诗歌从人们心中喷发而出。在人类表达情感的方式中,诗歌是最直接、最富于感染力的,所以诗歌不可能退出人们的生活,它和人类与生俱来,共同进退。

中国的现代诗歌还不到百年,和其他艺术实践、文学形式一样,还处于培育、发展中。这些年我们吃了一次“压缩饼干”,诗歌“速成班”式地发展,出现了消化不良的问题。比如,模仿西方诗歌的“翻译诗”太多,窃窃私语,只看见自己的痛苦,缺乏大众的真关怀。

杨牧:当下环境中,找一篇好诗文并不容易,因为泡沫太多了。但30年来,我们还是积累了大量的“储备”,诗歌和其他文学的繁荣是可以期待的。

中国诗歌还在路上,没有停下来,也不会停下来。

档案

杨牧:四川渠县人,曾在新疆度过25个春秋。曾任过新疆文联副主席、《绿风》诗刊主编、“新边塞诗”的领军人物。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出版有诗集《复活的海》等20余部作品,诗歌《我是青年》、纪实文学《天狼星下》等多次获全国大奖。

张新泉:四川富顺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曾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铁匠诗人”。曾担任文学杂志编辑,出版社编室主任,《星星》诗刊常务副主编,出版有《男中音和少女的吉他》《人生在世》等多部诗集。1998年,诗集《鸟落民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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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里 编辑: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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