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如《园饮呈太夷丈》：“吾园盛芳菲，风雨催春事。辛夷最倜傥，卓立背憔悴。丁香工含愁，海棠悭破睡。自余无足数，敛色如相避。”（50页）《车发太原》：“山行若面壁，万灶出井底。溪干似夷途，一雨泻千里。”（43页）前者妙于设譬，后者工于写生，均为佳语。又如《吉野观樱歌》：“乃知春风醉至骨，不使人间来淡妆。”（91页）《独坐》：“荷叶得风生远势，却疑槛外有江湖。”（245页）也都是我喜欢的句子。

至于李宣龚诗的缺点，也不妨说一些。如其早年之作，用虚字时有欠通处。《访仲起丈于玉尺山房》：“白发何端与世新”；“莫遣尊前迹又陈。”（1页）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时光之流，无时或止，所以，白发与世新，尊前迹易陈，皆人人所知事，“何端”、“莫遣”，不免语拙。又《深闭》：“不棼始觉多余暇，深闭犹能远所憎。”（3页）按：“不棼”自然“多暇”，不必云“始觉”；“深闭”自然“远憎”，不必云“犹能”。又《雪诗》：“积伤犹觉痛，骤喜更须哀。”（225页）按：“犹”字稍无理。郑孝胥的《杂感》云：“积伤不成哀，放眼阅众死。”伤即是哀，积伤自更哀，然伤痛太多，则人情必近麻木，所以说“不成哀”。今云“犹觉痛”，则似乎据之人情，伤多即不痛，今云“犹觉痛”，是出于意外也。

又误用、凑韵之嫌，偶亦不免。如《寄严几道先生》：“无言桃李自成垣。”（34页）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自是用《史记·李将军列传》语，但如云“成垣”，则并无所出；即有所出，于理亦欠合。“成蹊”，是指看花人多，“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成垣”，则何谓也？又或语嫌生造，如《题庄思缄女兄蘩诗所写楚辞》：“北派南宗任忖寻。”（37页）按：“忖寻”二字，显然强凑，此诗压“十二侵”，是窄韵，可用字本就少，所以也是无奈。又《夏口暑夜视文东病》：“岸树弥天不动枝。”（40页）按：“弥天”之“弥”，“犹遍也”（《周礼》郑玄注），“犹覆也”（《文选》薛综注），乃是形容布满，宜用于“平面”。而江边之树，则无论如何，只能如“线”，所以，“弥”字是欠妥的。

又或用同时人句者，如《种菊复活喜而作此》：“衣白与衣黄，粲粲守其位。”（236页）按：“衣白”句，乃出陈曾寿《种菊同苕雪治芗作》：“衣白与衣黄，洒落天人姿。”衣白、衣黄，用唐代李泌事，此不赘。又有用意强作，求深转陋，见于压卷之篇者；如《晓发洪塘》：“远游从此始，恻恻去亲昵。却怪城中山，不随客子出。”（1页）按：“城中山”，本不能“随人出”，“却怪”二字，显然无据。苏轼的《越州张中舍寿乐堂》诗云：“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时不肯入官府。高人自与山有素，不待招邀满庭户。”次句云云，前人认为太做了，赖下文补救之，却也斧凿痕显然。李诗的病痛，就更甚于苏诗了。

附说一下近代诗的评价。有关近代诗的阅读与研究，在最近的十多年里，渐渐有热起来的趋势，关注的学人也多起来。其所以如此，我以为与1996年《石语》的刊行，不无关系。虽则如此，其间也还存在不少疑惑，或者说是误解。比如说，“近代诗有什么好”，“有什么价值”，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一个阅读近代诗的人那儿，就是要经常碰到的事。随手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聂世美先生告诉我的。聂先生是“近代诗文别集丛刊”的责编，经其手编辑了多部近人别集，他在一次和我的谈话中，说他曾碰到不止一位年轻人，问他近代诗有什么好？我们有了唐诗宋词，还需要读近代诗吗？近代诗会好过唐诗吗？问者的意思，无非是近代诗是缺少价值的。对于这个发问，我想不妨如是答：一个吃了鱼肉的人，是否应该问难说：我们既然吃了鱼肉，为何还要吃蟹、笋、荔枝？或者，一听说“千里莼羹，末下盐豉”，就要抬出“烹龙炮凤”，龂龂而辩之。

第二个例子，则是我多年前做学生时，亲耳听到的。一次胡晓明教授讲近代诗，我去听讲，那一次所讲的，正是陈三立、陈寅恪先生父子的海棠诗。胡先生顺带之中，也说起近代诗的评价。他认为近代诗的价值，主要是在于思想史，而非文学史；换言之，近代诗的文学价值是不高的。在国内说起来，胡先生是专研近代文学的学者，所以他的这个说法，也就很有代表性。

我猜想，胡先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判断，一定受了近代的主流思想的影响。如所周知，近一百年前，胡适大力提倡研究《红楼梦》，可是他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估价，就非常之低。他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只能居于二三流，不仅于此，即使在中国小说中，也还比不上《水浒》，不如《儒林外史》，甚至不及《老残游记》。所以会有这样的议论，当然不是说胡适没有眼光，而是他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十九世纪文学标准的影响，而于中国文学遂不能自信。我认为对近代诗的评价，其情形也正相类似。

具体说来，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不可不一说。首先，是阅读的时间过近。时间过近，又会导致两个后果：其一，即所谓的“贵远贱近”心理；其二，则如苏轼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能“出”，则“见树不见林”；不能“见”，自然易于抹杀。我们今天距离晚清也才不过百年，所以，对近代诗的忽视，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是新文学兴起后所带来的副影响。在新文学兴起时，一班大师，明诏大号，其职志是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革传统文学之命，而播所谓“新文学”之种。近代诗当然在打倒之列。在胡适的《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那篇文章里，就有对近代诗的严厉批评。而后来学人的持说，大抵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在那个时候，也还有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说。所谓“一代有一代文学”，当然不过是个旧说，其源头可追溯至元代。但此说既经王氏重提，其所产生的大影响，可说是笼罩一代的。在这样几重影响之下，近代诗的真面目逐渐湮没，那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所有历史都不会真正过去，历史惟有显晦，或“显”而“晦”，或“晦”而“显”，终古如斯，对于近代诗史的认识，也必然是如此。

毋庸置疑，中国诗盛于唐，变于宋，而衰于元、明，中兴于清。而近代诗，则是中国诗的有力结尾，即使算不上“龙尾”，也该是“豹尾”或“虎尾”。并且，它不是新文学的滥觞。我记得施蛰存先生评价郭沫若的新诗，说过“他的内容是诗，他的形式绝非诗”。施先生是新文学家，可是他只写旧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从“五四”以后，写中国旧诗的人，也只有研究文学的学者，少见有专门的诗人了。而从胡适作《尝试集》算起，新诗有了九十年的历史，将近一百年，这么多年过去了，新诗迄未有大诗人出现，目前也早呈了衰落之象。所以，胡适所提倡的新诗，其命运是否如玄奘所传来的唯识学，我不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