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诗合为事而作”

“在社会遇到重大灾难和变动时，诗歌都担当了书写者与先行者的角色。”黄迪声对本刊记者说。

在现代诗歌史上，全民自发的诗歌运动，常见于抗日战争等特定时刻，都是国家有难或民族奋起的关键节点，非常的时间、非常的事件，激起人们非常的情感喷发。

“五四”时期，不满现状而陷入苦闷的觉醒者迫切需要寻找一种喷发激情的方式以表达个性解放的要求。一种打破了旧诗词格律的束缚，在形式上灵活自由，采用白话文写作的新体诗应运而生。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新体诗最早的试验基地。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人是那时自由体新诗创作的代表。在随后的“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等每一个中华民族重大事件爆发的时间节点上，诗歌都会掀起或大或小的高潮。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全国人民的悼念活动，4月5日清明节，人民被压抑许久的情感突然爆发出来，一首首张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或在天安门广场上朗诵的诗歌，像一朵朵悼念的白花，迅速传遍祖国大地，铺满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

在天安门广场花圈的海洋中卷起的诗歌狂澜，是一次震惊寰宇的壮举。民众通过诗歌表达自己对于周总理的怀念和对“四人帮”的强烈不满，发出了对公平正义的强烈呐喊，那些抄写在纸上的诗文是一个民族以悲痛冲决“禁区”的勇气和理想。

“四五”运动被镇压，天安门诗歌被“四人帮”诬为“反动诗词”，作者和诵者、抄者遭到迫害。然而人们并没有屈服，把那些诗歌藏在蜡烛里、壁炉中、花盆内……“四人帮”垮台后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上世纪8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大解放，诗歌的时代也开始到来。在芒克、北岛、舒婷、顾城等诗人引领下，现代汉诗开始了一轮狂欢，诗人成为那个年代最光荣的人物。去年诗人徐敬亚曾撰文《1986：那一场诗的急风暴雨》，不无怀念地感慨：当时，全国涌现出了2000多家诗社和百十倍于此的自谓诗人……每一本民间诗歌报刊的背后，都是一群热血不眠的青年。

但诗歌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步入低谷，随着中国社会的大转型，诗歌离人们越来越远，导致有“读诗的人不如写诗的人多”的讥评。

2006年至2007年间，一场被媒体称为自1916年胡适、郭沫若发起的新诗运动以来的最大诗歌事件——“赵丽华诗歌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当她把“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标榜为“梨花体”后，引来的是互联网上近乎一致的嘲笑，甚至还有谩骂与恶搞。

“80后”作家韩寒据此发表博文《现代诗歌和现代诗人怎么还存在》，其中“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现代诗这种体裁也是没有意义”的说法，在文坛上掀起轩然大波。

在网友刘加民看来，“当诗歌成了小圈子里的几个闲人的浅吟低唱暗自伤神的玩意儿的时候，跟死了也没有什么区别”。他的看法其实代表了很多中国人对时下诗歌的态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诗歌其实植根于民众当中，植根于创造历史的普罗大众中。对民众的深切关怀是使得诗歌能够生生不息的土壤和母体。”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却让中国人再一次看到了诗歌的力量。而备受争议的“梨花教主”赵丽华也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首诗歌《亲爱的汶川》，质朴感人。依然有很多网友跟帖，但这一次没有嘲笑和批评之声，诸如“心痛得无法呼吸”“我哭了”的留言不断。

汶川地震之后，中国的诗歌该如何彻底完成对自身苍白无力的救赎？中国诗歌需要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这个力量的源头又在哪儿？《燕赵都市报》评论员王毅在《汶川大地震中的诗歌救赎》一文中发出上述感慨和疑问。

也许，一千多年前，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已经给出了答案：“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