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后，网上出现了大量抗震救灾诗词。打开新华网、人民网、新浪、搜狐、腾讯……每一个门户网站搜集的诗词少则数千，多则上万，而且这类诗词帖子还在不断增多。这些抗震诗词的作者包括享誉文坛的作家、诗人，更多的则是普通网友。为逝去的生命而悲伤，为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抗震精神而赞叹，诗歌在地震中爆发，这是沉寂了多年后出现的一种现象。(5月28日新华网)

给这种现象提供材料佐证的，是由中宣部出版局组织策划、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诗集《有爱相伴——致2008·汶川》在汶川大地震14天后与读者见面。该书所收诗篇，皆选自汶川地震之后一周内公开见诸全国各媒体的诗歌作品。

曾几何时，我们以为，诗歌将离我们而去，彻底成为小圈子里自娱自乐者的游戏；曾几何时，在市民调查中，诗歌被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一种文学作品类型；曾几何时，文学刊物上讨论着“我们还需要诗歌吗”的话题，甚至有诗人断言，快节奏的网络时代将不再给诗歌留下一点位置。至于那兴盛一时的“梨花体”诗，也是承载着太多的调侃与游戏，我们看不到对诗歌有丝毫的敬畏。

诗歌的一度受冷落，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仅从生活方式上来看：人们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诗的含蓄和精致，超越了生活表层叙述的魅力，而被日益“快餐化”的各种文化形式所排挤。在快节奏的脚步中，认真地品评诗歌的含蓄与精致，似乎成为一种“奢侈”；我们在昂扬向前的亢奋状态中，失掉了如此的“雅兴”，任由我们的灵魂，紧紧跟着那浩荡向前的经济潮流。即便曾经是诗歌最坚定的拥护者和传播者的大学生，如今似乎更关心的也是电脑、网络、托福……

但大地震的出现，不仅造成物质上毁灭性的摧残，也给人们的心灵形成了震撼。情境是非常惨烈的，有许多状态是用语言难以描述的，尤其是失去亲人的哀痛，造成心灵的创伤更是久久难以抚平。让我们不得不以人性的理由，重新关照我们的灵魂深处。正如浙江诗人钱明锵所说：悲情出诗人，以诗摹景，以诗抒怀，以诗言情，以诗铭志，这就是大灾后为何出现大量诗歌的原因。

“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的话，在大地震之后被很多人所引用。引用这句话的人，似乎搞错了一个前提：奥斯威辛的苦难时代，是一个堆满绝望的年代。不再写诗，是彻底绝望的表征；奋起写诗，却是因为悲情中饱含着希望与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多诺可以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们也可以说：“奥斯威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

诗歌是什么？有人说，诗歌是精神的向往，寻找生活的表现，它凭借激情与想象力，回到了那些生活中基本的问题，存在与虚无，瞬间与永恒，灵与肉……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歌随着大地震的爆发绝非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人们在巨大灾难面前，开始慢下脚步，重新关照生活、关照人性、关照灵魂的一个外在体现。

诗人徐敬亚曾在《经济观察报》上撰文“1986：那一场诗的急风暴雨”，不无怀念地感慨：当时，全国涌现出了2000多家诗社和百十倍于此的自谓诗人。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油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每一本民间诗歌报刊的背后，都是一群热血不眠的青年。“他们与国家出版之间的隔阂，使人感到火山喷发前岩浆苦闷而巨大的力量。”这种怀念与某些人对于当下人们的“精神状态”的批评不无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讲，更加向往精神、绽放激情、唤醒沉沦的“诗歌式激情”释放出来，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呵护的事情；国人前所未有的友爱、激情、坚强、勇气……是惟一可称得上是对这场灾难仅有的最大慰藉。

“人类用无数实在的东西，装扮着自己；人类已经衣冠楚楚，筑有高楼，但灵魂的顶上没有屋宇，雨水只滴落在心头。”当大地震让更多的人开始关照我们灵魂的时候，希望这种关照不是昙花一现的，而能够持久地绽放力量——让我们审视自己的生活，审视真正的人性，让灵魂的头顶有了屋宇，让雨水不会直接滴落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