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诗歌少年班：北岛顾城来上课

2012年08月14日 11:16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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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宏非离开上海后，在暨南大学另立诗社，但不久后也不写诗了。“写诗是为追女孩，追到之后就不写了。”

多年以后，在生活的诗意一点一点被现实挤压的日子里，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编导舒曼总会想起当年王小龙对他们说的那句话：“你们以后可能成不了诗人，也不写诗，但只要你们还爱着诗。”

那是1980年，在上海市青年宫举办的上海中学生诗歌讲习班上，王小龙所说。

当年在青年宫跟着王小龙写诗的另一个诗歌少年沈宏非也没有成为诗人，而成了美食专栏作家，新近在《舌尖上的中国》中担任了总顾问。

但他也时而会想起当年：“在那些夜晚，每当理想与现实冲突，也就是‘世界很大还是心很小’的纠结到难分难解之际，王老师便会愤世嫉俗地拍案而起，挥手往虚空中一指，大喝一声：‘你们以为这里是啥地方?搞清楚，此地是‘大世界’(上海青年宫所在地)!”

2012年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上海话剧中心对面的马里昂巴咖啡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了王小龙。50多岁的他挎一单肩包推门进来，表情有点严肃，似乎一天下来脑子里沉积的各种信息还在消化之中。简单寒暄后，他随口问道：“非非”(沈宏非)还没来?

这个80年代上海诗歌圈里的传奇人物，现在是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也是国内多年来坚持纪录片创作的少数人之一。

1986年，上海作协在共青团机关食堂举办诗歌朗诵会。默默认为这要算“实验诗社”最后的谢幕。左一为默默，左二为王小龙。图/受访者提供

疯狂补课的年代

将自己亲近的西方现代派大师的诗歌传递给年轻、有才华的中学生，是王小龙想办中学生诗歌讲习班的重要原因。

王小龙自文革后期开始写诗，后来中学毕业，进了上海造纸机械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写文革式的“革命”诗歌在厂里写出了名，因而他戏称自己是“从假嗓子开始唱歌”。

他最早接触到西方现代派文学，是在文学杂志上，如《外国文艺》刊登的王道乾翻译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琴声如诉》，《世界文学》介绍的希腊诺贝尔文学奖诗人埃利蒂斯，《外国文艺》推介的川端康成、马尔克斯、艾略特和法国现代诗人的作品。

在王小龙看来，从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疯狂补课的年代。

“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跑到你面前说他是80年代就写作的，你一定不能小看他。因为80年代，西方的书每出来一本，大家都看的。比如说，我刚说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真他妈好’，过两天刘醒龙就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过早地抛弃了苏联小说，其中有一篇《鱼王》。”王小龙说，“那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某一天突然诗风大变，或者下一篇小说‘咦，不太一样’，我们通常就知道，哦，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沈宏非接过王小龙的话头说：“80年代，大家的知识谱系是一样的。”

姗姗来迟的沈宏非穿黑色中式大褂，留着一小撮山羊须，眼里有精亮的光。他淡定地坐下，将台灯灯罩放下来，让光线变得柔和。

1978年，王小龙调到了团市委所属的上海青年宫，任文艺干事。“好为人师”的他，得以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他很清楚，诗歌班的大部分人这辈子都不会去写诗，但是，他们至少接触过，这就会不一样。遇到好诗，他们会拿起来读读。

1979年，他向领导建议，组建青年宫诗歌小组，很快获得同意。

1980年11月，他又提出，以青年宫的名义，与上海市作协所属的文学杂志《萌芽》合作，举办一个上海市中学生诗歌讲习班。

《萌芽》创刊于1956年，文革时停刊，1980年正筹备复刊。主编哈华自50年代起，就长期跟上海团市委合作，开展各种青年文学创作活动。

王小龙与复刊后的《萌芽》杂志的党支部书记、编辑郑成义相熟，双方一拍即合，并且很快获得了双方领导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