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崛起论者”谈诗歌的现在与未来

2012年02月17日 11:37
来源：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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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在为新诗辩护，为现代诗辩护，“五四”新诗运动促成了新诗，新诗的形成打破格律，用白话写诗，使得诗歌能够进入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能够表达我们现代人的情感。诗歌是我们获得现代精神和情感的途径，这样一种表达，我们的前辈曾做了很多努力，我们很感激他们。但我们回头看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感谢“五四”的新诗为我们所创造的一切。记得我的韩国朋友许世旭先生，他说过诗歌的观点：作为现代人、必须现代；作为中国诗人，必须中国；作为诗歌，必须艺术。新诗已经是传统，这是新的传统，我们要发扬光大，但是我们还有古老的传统，就是中国古典诗歌。“五四”时的人们把古典诗歌当成“敌人”，那是假想敌，那是我们的“亲人”，怎么会是“敌人”呢？这两个传统我们必须保住。我们既有非常富足的古代诗歌的传统，又有和我们密切相关的现代诗歌的传统。我们不能回到过去，不能回到唐代，那是不切实际的。我们怎么可能是李白呢？我们能像李白写那样的诗吗？不可能。但是大家记住，李白的月亮永远是中国的月亮，最美丽的月亮。让我们用更加从容、更加平和的心态来对待古典诗歌。

孙绍振：一首好诗，它是当代的，也就是与一个时代密切交融的、息息相关的，只要是和当代密切交融、息息相关的，它就是一个首好诗。为什么唐诗至今经久不衰呢，是因为它里面的感情是我们民族，甚至是人类的感情，是我们的经历，甚至是一种集体文化记忆，表达了我们的思念或者是喜悦的情绪，比如唐诗中有这么一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句是好诗谁都知道，那为什么好呢？它写了，“此情”，有这么一种感情，“可待”，就是有希望，现在没有，过些时候就有了，拥有过、等待过，可是等待的结果变成了追忆，那就没有等待到，“只是当时已惘然”，就是当时等待的时候，已经知道是没有希望的，但还是要等待，是绝望的缠绵、缠绵的绝望？这样的想象是永恒的，而这样的感情空间是人类共通的。李商隐在这里写的是极其个人的，而且是隐私的，但是，它跨越了时间、空间，它唤醒了我们曾经隐约感悟到的东西，说不出来的东西，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的情感，这就是诗的伟大。而诗歌更新的速度太快了，不断打破陈规，但也落入另一种陈规中。当然也包括绘画、包括建筑等。我们如果认真地去处理这些，我们的生活将更美好。关键是不要忘记传统，这是我们的本钱。越是现代的，应该越是传统的。这一点在台湾诗人那里，已经有了经验，他们最初也是全盘西化，像洛夫曾经走得非常远。但是后来他变了，他前几天在福州这里说，不简单叫做回归，而是从传统汲取营养。

诗歌是有门槛的，任何东西都是有门槛的，打篮球、踢足球、画画、书法、包括裁缝，都是有门槛的。所以说，写诗是有门槛的。想要当个好诗人，门槛就更高。写诗要经过漫长的积累。诗歌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从古谣谚的二言，到诗经的四言，到楚辞的二言三言的杂言，再到汉魏的五言，到唐诗繁荣，又过了若干年变成词，然后又是元曲，再若干年后，到了五四时期，把旧体诗作为镣铐全打破了，变成白新诗，自由诗。但是无论诗的形式怎么变化，经典的好诗，都和传统的密切相关，都或多或少有着历史的典故。诗歌是有门槛的。低门槛，需要您有一定的学识；高门槛，需要您的文化灵魂的深厚。一个没有文化自觉的人，没有融在文化背景当中的人，没有自己的感情思想的人，那是过不了诗歌的门槛的。

诗的美包括科学认识的真、人文道德的善、情感真挚的美这三种价值。但是必须强调，抒情的、诗意的美往往比较肤浅。抒发纯粹的情感非常片面，没有深度。真正伟大的感情是发自人的心灵，是来自思想的。最好的诗歌，应该既富有感情又有比较深刻的思想，诗歌不能没有思想，但又不能只讲思想，必须融入感性。过分强调抒情就是滥情，再往下就变成矫情，矫情再往后就变成煽情。

徐敬亚：前些年，我们在海南做了一件很好玩的事，就是搞诗歌阅读。我们组成一个学生朗诵团，进行了很多实验。到文昌朗诵，在沙滩上朗诵、在大礼堂朗诵、到咖啡厅朗诵、到草地上朗诵，还想到山里朗诵，还想和北大联合搞朗诵，和巴黎大学联合朗诵，和台北大学联合跨校朗诵。但后来我们的计划破产了，只搞了一年。后来，我已经迷上了朗诵，简直太好玩了，这诗简直是魔鬼，摸不到，但听得见。朗诵可以使诗歌这个魔鬼现出原形。朗诵完了大家都不肯走，就觉得像阿城写的那个《棋王》，吃完了饭，觉得微微有些肉醉，其实那不是醉，只是胃充血，大脑缺氧……每次朗诵会开完之后，我们都感到微微有些醉，那是词醉，语言醉，诗醉！中国新诗的历史已将近一个世纪，100年来，中国有多少优秀的诗歌。但遗憾的是，这个国家最高的精神载体没有及时地传向下一代，但我觉得诗歌可以成为大学校园里最高的精神典范。

（莱笙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