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诗人的言词世界的新奇

2012年02月09日 11:09
来源：时代周报作者：廖伟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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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王寅有名句云：“谢谢大家冬天仍然爱一个诗人。”此诗名为《朗诵》，全诗如下：“我不是一个可以把诗篇朗诵得/使每一个人掉泪的人/但我能够用我的话/感动我周围的蓝色墙壁/我走上舞台的时候，听众是/黑色的鸟，翅膀就垫在/打开了的红皮笔记本和手帕上/这我每天早晨都看见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冬天仍然爱一个诗人。”此诗为何感人，是因为我们都已经预设了诗人已经没有人钟爱了。

奇怪的是这个冬天诗歌朗诵不断—因为有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今年的主题是“词与世界”，Words 和World相差少许，却道出了一个诗意的秘密：正因为人类说出言词，世界才获得意义—太初有言。而诗的技巧就是完美安排字词的组合的技巧，诗人安排字词以构成意象，意象构成诗篇，诗篇说出世界的秩序、美与神秘。

这是一个神奇的仪式，更神奇的是它发生在香港，一个被认为毫不诗意的地方。不要再说香港没有诗、香港是文化沙漠之类的废话了，香港有诗，而且有好诗。无论本土、移民、过客或是访者，无数诗人为香港带来无数诗，香港也因为自身结构的丰富和矛盾，成为现代诗最适合不过的书写对象—虽然这个城市并非一个适合安放一张写诗的书桌的城市。

现代诗正好擅长于流动、不稳和冲突，并且以一种全新的美学去统一这“不美”的一切现代事物。本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邀请来的诗人，有不少正是善于此道的好手。来自斯洛文尼亚的Toma alamun (托马斯萨拉蒙)、来自爱尔兰的Paul Muldoon (保罗穆耳顿)，来自巴西的Régis Bonvicino (雷寄思邦维希诺)和来自印度的Vivek Narayanan (维瓦克那拉扬南)，他们的国家都是所谓第三世界国家，近二三十年的政经动荡不已，传统的国家文化也产生变易，诗人作为最敏感的温度计，必然用诗歌作出反应，但他们都不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者”，而是在前卫的文学手段中寻找最适合与这个奇怪的时代互动的方式，最后形成他们独具一格的诗。

诗善变、求变，对付一个地区社会的变局理应绰绰有余。这些诗人的态度理应给予身在文化更复杂的港澳、大陆和台湾生活中的我们一些启迪，今年有四位大陆诗人（西川、于坚、田原、宇向）、三位台湾诗人（罗智成、零雨、陈克华）、两位香港诗人（王良和、叶辉）和一位澳门诗人（姚风）受邀，其中西川、于坚和上述诗人最相似。他俩都是早负盛名的中国第三代诗人，原来被分别视为学院派与民间口语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但近年风格变化颇大，西川日益泼辣疏狂，如诗魔附身，非如此不得道尽生活中荒诞似的，他原来的玄思向日常生活情景“迫降”，却生出许多没有道理的道理来—这就是诗的不讲道理。于坚却从日常生活出发，日益玄秘起来，但又不离他所关注的现实：云南的生态，就像他同时用纪录片所做的一样。

今年诗歌之夜有一特色是汉语诗人与外国诗人人数相当，前者大都是大陆、港台诗歌节的中坚诗人，后者则多为享有国际声誉但是尚未在汉语文化界广为人知的诗人，关于当代世界文化的相互碰撞，他们有精彩的见解，化之于诗、或化之于文章与讲演，诗歌之夜就提供了直接领教的时机。汉语诗人中的田原和姚风同时也是日语诗和葡萄牙语诗的著名译者，在两种语言中进出自如，带给他们自己的诗歌另一种观察的角度。

类似语言翻译的，是性别的“翻译”，女诗人对此尤其敏感—无论是自己的性别、抑或他的性别，书写两性之间的纠结很难，更难的是超越此纠结。本届诗歌之夜请来六位女诗人：来自中国台湾的零雨、大陆的宇向，以及土耳其的Bejan Matur（白江马突尔)、德国的Silke Scheuermann (西尔克朔伊尔曼)、美国的C. D. Wright (卡罗琳赖特)和墨西哥的María Baranda (玛丽娅巴兰达)，各有各的答案。其中零雨较为诗歌爱好者熟悉，随着年龄的渐长，她的诗歌日益透明、内敛，在寂静中控制着一种女性的紧张—但是在现场朗诵中，她仍不禁哽咽；与之相对的是年轻的宇向，稍微的轻松放肆，仿佛世界的纠结仅止于爱情。Bejan Matur和C. D. Wright教人惊喜的是自由，自由流露在字行意象的变换推进之中，读之有爵士乐的快感—也有土耳其音乐的迷醉。

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现代诗令人望而生畏的，就是太多新奇和陌生的言词，太多意外的表达方式。但当你把词与世界放在一起打量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是诗人的言词更新着这个我们已经熟悉得不再有惊喜的世界，这个道理，也是这么多诗人来到香港、用许多不同的语言要告诉我们的。

今年我和《朗诵》的作者王寅，一起歪坐在台下听其他诗人们朗诵，心里仍充满感激。虽然我还有另一句诗是这样说的：“千万不要指望着以诗歌取暖，诗会使冷的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