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为小说里的人物写诗

2011年12月22日 10:52
来源：文艺报 作者：顾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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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诗歌创作极其繁荣的时代，文人几乎没有不写诗的，他们写小说的时候也往往夹些诗进去，假托是故事中人物的大作。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云：“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小说里如果没有诗，则作者的诗笔就无从表现，难以获得最佳的露才扬己之效果。

代替小说里的人物写诗，同平时自己写诗很有些不同，这里要切合故事中人物的身份和围绕着他的环境、气氛。所以作者单是会写诗还远远不够，他还得有明确的小说文体意识和恰当的艺术处理。不错，中国古代诗歌中早已有所谓“代言体”，即不以自己的口气写而装着代替别人来写的诗，但这同为小说中的人物捉刀仍然很不同，因为在“代言体”诗中代什么人立言由诗人自己决定，因此比较自由，而且所代替的对象又往往是不需要有多少个性的比较类型化的人，例如男性诗人用思妇的口气写诗之类，抒情主人公只要像个害相思病的妇女就行，在此前提下他代替她怎么说话都可以；到小说里就不同了，这里的人物有特定的身份、具体的个性和设定的情节，要代替这样的人物写诗，不免限制很多，要想获得成功非克服这些困难不可。

可惜有些作者未能注意及此，他们只顾显示自己的诗笔而忘记是在写小说，这有点像是演员不肯进入角色却在那里表现自我。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唐传奇文中的诗歌未能完全贴合“这一个”人物，例如《游仙窟》里男女主人公的诗就是如此；《莺莺传》的作者元稹是大诗人，而他这一名篇中的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

《柳毅传》的作者李朝威在这一方面高出流俗多多，《柳毅传》中有三首骚体诗，都达到很高的水平。这三首诗是分别代小说中的三个人物洞庭君、钱塘君和柳毅来写的。

洞庭君的小女儿龙女遭到她那移情别恋的丈夫泾川君次子及其父母的虐待，被迫牧羊，日子很难过；一位经过此地的书生柳毅为之传书，龙女被叔叔钱塘君救回，洞庭君父女得以相聚，于是设宴招待柳毅，表示衷心感谢。席上洞庭君首先“击席而歌”曰——

大天苍苍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

狐神鼠圣兮薄社依墙，雷霆一发兮其孰敢当。

荷贞人兮信义长，令骨肉兮还故乡，齐言惭愧兮何时忘！

音节安详，措辞妥当，他虽然强烈谴责他那品性不端的女婿，但并没有说什么狠话，只道是“人各有志”，有些事情实在不容易理解；他更反感的是亲家公泾川君，斥之为“狐神鼠圣”，但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小伙子不像话，责任在他老子。洞庭君蔼然有长者之风。歌的后三句以受害者家长的身份向恩人柳毅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做了一些自我批评。古代的婚姻出于家长之命，自己当初看走了眼，这才让女儿所适非人，受这么大的委屈，严于责己的洞庭君深感惭愧。小说的前文写到，当洞庭君刚刚听说女儿遭殃时就已经自责说：“老夫之罪，不诊坚听，坐贻聋瞽，使闺窗孺弱，远罹搆害。”诗为心声，这里三句朴实的诗句进一步写出了他慈爱谦和、善良持重的君子之风。

龙女的叔叔钱塘君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此君是个火暴性子，豪放得近于粗鲁，先前就曾因为行为过激受到过天帝的处罚；他一听说侄女的不幸遭遇就气炸了肺，立刻“擘青天而飞去”，直奔泾川，对仇家实行报复，伤人六十万，伤稼八百里，吞食无情郎，救回亲侄女。这样一位神中豪侠的诗，自然不能没有他的特色——

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当妇兮彼不当夫。

腹心辛苦兮泾川之隅，风霜满鬓兮雨雪罗襦。

赖明公兮引素书，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无时无！

他这首诗的命意和结构同洞庭君的那首几乎完全一样，但调子很不同。洞庭君从容安详，出之以比兴；而钱塘君则开门见山，直抒其情，言辞粗率。他说当初本不该把好姑娘嫁给那浑小子，那家伙根本没有当丈夫的资格。这话何等干脆，也不管他的老兄乐意不乐意听。接下来他完全不提自己去救龙女的事，只道是小丫头在那边受够了罪，实在可怜。如此立言，大气而得体。最后对柳毅表示感激的话，分量很重，一派好汉的口吻。

与钱塘君之豪放相映成趣的是，柳毅唱的一首洋溢着一股充满正义感的书生气。他给小龙女传书无非是出于真挚的同情，助人为乐，不负重托，并不指望从中得到什么。现在人家如此隆重地来感谢自己，反倒不好意思了，于是这样来回答他们——

碧云悠悠兮泾水东流，伤美人兮雨泣花愁。

尺书远达兮以解君忧，哀冤果雪兮还处其休。

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难久留，欲将辞去兮悲绸缪！

风流儒雅，文质彬彬，这与他在宴会上“撝退辞谢，俯仰唯唯”的谦谦君子风度完全一致。先前他对龙女的不幸非常同情，现在则为她的得救而深感欢欣；面对主人过于热情的款待，他及时地提出告辞，同时也表达了对这一家人难舍的友情。才情清雅，一派书生本色。

唐朝人写诗，多为乐府、古风和近体的律、绝，古老的四言和骚体诗都很少有人从事，所以后来按体编选的唐诗选本大抵不列骚体一目。而李朝威却在这里安排了三首骚体，这显然是经过仔细考虑的。确实，在这篇充满浪漫色彩的传奇故事中，如果用长篇的五言、七言古诗或格律森严的近体诗，则均与浪漫离奇的故事、瑰丽的水下宫殿以及规格甚高的宴会不那么合拍，这里只有用富于浪漫主义激情的骚体才最为合适。

鲁迅先生说过：“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上)》)这种文体的自觉表现在许多方面，包括文中插入诗歌这一端。六朝小说往往情节甚简，更不大有诗夹在其中；唐人小说则既安排曲折有致的情节，又设法调动种种手段来增加其文学性，为人物安排一些诗作也正是其中的一条。

以诗入小说后来有了长足的发展，至《红楼梦》而达于极致，在曹雪芹笔下，小说里不但有十分精彩的诗词歌赋，连灯谜酒令之类也帮着发挥作用，都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或象征意味，给读者留下极深的印象和审美的愉悦。到现代，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里也颇有绝妙的诗篇。

不过以诗入小说并非直线发展的，其中多有起伏变化。唐人小说中后来有两篇模仿《柳毅传》的，即《灵应传》(《太平广记》卷四九二)和《三卫》(《太平广记》卷三〇〇)，都只是仿其故事，没有学到运用诗歌来表现人物的妙处。《灵应传》也写水神家族的故事，女主人公是洞庭君的外孙女、普济王的第九个女儿，男主人公则是来给她帮助的军官郑承符。这篇龙女与凡人交往的故事叙事框架明显模仿《柳毅传》，其中九娘子还特别提到“妾家族望，海内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顷者，泾阳君与洞庭外祖世为姻戚，后以琴瑟不调，弃掷少妇，遭钱塘之一怒，伤生害稼，怀山襄陵。泾水穷鳞，寻毙外祖父之牙齿。今泾上车轮马迹犹在，史传俱存，固非谬也”。所谓“史传”正指《柳毅传》。可是正如许多续书一样，续作者的见识与才情皆不够，寄人篱下，食其余沥，艺术上远不能说是成功的。再往后，在《红楼梦》前后，则有一大批小说中诗词过多过滥，作者的叙事本领很一般，却大大地借诗词来卖弄才情，过犹不及，效果亦复不佳，例如《花月痕》就是如此，鲁迅评为“文饰既繁，情致转晦”(《中国小说史略·清之狭邪小说》)，所谓“文饰”即包括作品中塞进了大量不大相干、不起作用的诗词。

一般而言，在叙事性的作品里，作者应该由所写的对象退居后台，在对象里看不到他。所以不安排诗词便罢，如果安排，应当做到真像是出于小说中人物之手，不仅符合情节发展的逻辑，而且有助于表现人物、传达情致，决不能是哗众取宠吸引读者眼球的手段。否则，将欲益反损，有不如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