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上海市广东小学七至十五岁学生的体育课设有武术的传授和操练。

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谢岚

二十世纪初，上海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出现了很多实验小学。

除了实行“道尔顿制”，当时的小学还有很多探索。

商务印书馆举办的尚公小学就是其中之一。

1907年，尚公小学正式成立，学生只有几十个，但历任校长都是当时颇有名的教育家和学者，教员也是国内师范学校的高材生。

尚公小学从成立开始就探索各种教育方式，1922年更明确规定：“凡新方法新制度，以慎重之研究而认为可行者，谨当竭力试验。”

看看下面这些做法，它真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实验小学。

小学要有什么？

曾在“尚公”上学的商务老职工方桂生回忆：“学校的设备比较齐全，有露天操场、雨雪操场、会场、图书馆、小卖部、摄影室等，并辟有园艺基地，供学生种花、植树，作自然科实习用。其他如理化仪器、标本模型等也样样都有。学生的课外活动也很丰富，有学生会组织，每学期组织一二次运动会，并经常举办文艺演出。学费虽然比一般学校高，但报名入校的人还是很多。”

和小朋友一起修学旅行

1915年4月，叶圣陶来到尚公小学，担任高小教员，教授国文等课。

当时，尚公小学的“少年书报社”刚成立，只有童话书、少年杂志几种，数量也少，许多学生借不到。叶圣陶见状，提议请教师们捐助，增添书籍报刊，开设阅书室。书籍大为扩充，有童话、少年丛书、文学、史学、地学、算学、理科、音乐、手工、小说、尺牍、字帖、画帖、摄影，还订了日报。叶圣陶还特地选拔高年级学生当管理员，因为他相信这个年龄的孩子不但有广博的求知欲，而且有很好的组织能力。

叶圣陶和其他两位老师一起带着学生“修学旅行”，远足昆山。事先，叶圣陶做足功课，把和这段短途旅程有关的文学、历史、地理、植物知识联系起来，写好了《校外教授案》。一路上向同学们讲述名胜古迹，一起采集动植物作标本。回来之后，让学生写游记，画画。

远足昆山之后，叶圣陶又率学生参观上海美华利钟表制造厂，参观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参观之前，叶圣陶照例写了两份详细生动的《校外教授案》，结合参观，讲述钟表和印刷术的发展史。

叶圣陶曾说过：“决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惹得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聪明的，愚蠢的，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

“教室”变成“实验室”

前面说了，20世纪20年代，“道尔顿制”风靡全国，身为实验小学，尚公自然也推行过推行过这种教育方法。

时人也提出疑问，这种研究型学习适合小学生吗？

日后的教育家朱智贤当时在商务出版处女作《小学历史教学法》，他写道：“若是学生在学校就养成了轻信的习惯，以为教科书所述便是最后的真理，就一生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在学校养成了这尊重书本的习惯，就一生受书本的压制，做书本的奴隶！我国小学历史教师普遍以为历史研究是大学中学的事，小学不配做这样高深的工作，殊不知大学中学有大学中学的历史，而小学也有小学的历史；大学有历史研究法，小学又何尝不可有历史研究法呢？不过是简单的罢了。我们看见西洋教育刊物上关于小学历史研究的报告，都是言之津津有味，我们不应该提高小学历史程度而只是固步自封吗？”

研究儿童怎么用虚词

1926年3月，高觉敷（1896-1993，温州人）经过考试，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编辑。他曾回忆：“进馆后后我才知道，编译所俨然是一所包括大中小学教育的学术机构……我觉得好像于大学毕业两年多后考入了一个研究所似的。”

“编译所学术气氛浓厚……人才济济……有一次赴海宁观潮，由（郑）振铎、（叶）圣陶发起，邀了丁玲、胡也频参加，终身难忘。”

高觉敷学的是心理学，1920年代就在商务旗下的《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儿童的情绪及其教育》等文章。“为了加强对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工作的指导，所内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那是我正在研读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著作汝《儿童的语言和思想》、《儿童的判断与推理》、《儿童对因果的概念》、《儿童对世界的概念》，深受其感染。他研究了儿童的会话、发词和造句，以为儿童不会用连词……我建议尚公小学为实验小学，研究不同年纪儿童运用虚词、介词、连接词能力的发展。（后来）我兼任尚公校长，组织教师学心理学，对学生进行了一些初步测验。”

当时叶圣陶因是商务职工，儿子叶至善就在尚公小学读书，他后来回忆说：“我模糊地体会到，老师们一直在试验一种比较新的教育方法，就是要增进学生对社会的认识，培养学生各种处事的能力。”

1932年，这所实验小学毁于“一·二八”的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