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始终关注基础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他在《自写年谱》中写道：小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大学？

蔡元培：中小学不办好怎么会有好大学

现在教育界的人们一提起蔡元培先生，总会油然想起他创造的北京大学的辉煌成就以及他主持中央研究院时的不朽业绩。其实，早年蔡元培曾任教于中小学，他对中小学教育也颇多贡献。

从事教育从小学教师开始

蔡元培从事教育工作，最早可追溯到他18岁时。那时，他一边在私塾里担任教师，一边博览群书准备应考科举，前前后后一共教过两所私塾七个学生。而这次从事教育，却是蔡元培自觉的理性的人生追求，他表示要从最基础的学校工作做起。1898年辞官从京城一回到家乡，蔡元培即应绍兴知府的邀请，开始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的总理（即校长）。绍兴中西学堂是一所新式学校，1887年由当地绅士捐资创办，是绍兴地区最早的一所新式学校，学生程度略如后来的高小、初中。

蔡元培以一个朝廷翰林的身份接任一所新式学校的校长，这在当时的绍兴城内引起了一番议论。堂堂翰林，居然做起一区区学校的校长，在常人眼光里确乎不可思议。但蔡元培对此付之一笑。在他心中，眼下最要紧的事是使这所规模不大、学生不过数十人的学校真正办出新的模样与特色来。既然名之为“中西学堂”，就需要真正兼学中西，改变传统私塾教育唯经是读、唯经是尊的积习。

面对这样一种开山的事业，蔡元培不敢懈怠，全身心投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聘请教师。他想，办新式教育，关键在教师。为此，他遍访绍兴名流。在中学方面，聘请国学根基深厚的教师，且不限于经学，还包括史学、词学、蒙学等方面造诣较深的人才，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杜亚泉当时即为学校物理、算学教师。在西学方面，则走访搜罗懂西文的绍兴人士，且不限于英文，也有法文、日文等方面可以资教的人选。这样的人选，在19世纪末期的绍兴自然是十分难找。但蔡元培为了中西结合的新教育，他付出了十分的热诚与耐心并陆续聘请到了比较满意的教师。在寻访日文课老师的过程中，蔡元培发现绍兴城内没有满意的，便专门委托杭州友人代为寻觅。不久，杭州朋友果然推荐来了一位兼通中文及体操的日本人。蔡元培欣然前往杭州专程拜访，这位日本人很感动，便欣然应聘来到绍兴。他除了执教日文外，还主动要求执教体操课与测量课。经过蔡元培的努力，绍兴中西学堂聘请的教师，可以说是绍兴城内最好的，学校不仅有懂得中西文的教师，还有能致力于科学教育，能上算学、物理、化学等课程的教师。

教师是教育的关键，但课程与教材也很重要。怎样让学生学得有趣学得有用？怎样让教师教得生动教得实用？蔡元培决定组织老师自编教材，以真正实现对传统教材的改革。他首先关注的是蒙学教材的改革。蒙学读物，传统的是《三字经》、《千字文》或《幼学琼林》，但明显不适应变化着的时代的需求。于是蔡元培亲自编写蒙学《切音课本》，他要求读音教材能成为“沟通西音之捷径”、“学子识字之桄(桄，本指绕线的器具，此处引指依据、工具等)”。蔡元培还对学生提出写日记的要求。日记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为讲义，二为新知，三为读书心得，四为时事评论。从蔡元培对学生日记的要求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对学生探究新知的重视和对时政国事的关怀，而且从这种要求中，我们又可以进一步了解中西学堂是如何致力于培养新式人才的。

绍兴中西学堂创办之后，学校图书一直缺乏。而蔡元培认为，没有图书的学校，是不能称得上好学校的。于是他一上任校长，就规划学校藏书室。针对学校图书不多、图书经费缺乏的现状，蔡元培倡议绍兴城内有钱的出钱、有书的出书，大力扩充图书。学校图书不在藏，而在阅。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中西学堂借书略例>序》，规定除了本校师生可以借阅之外，校外人士也可来校借书。

蔡元培这种敢于尝试、勇于创新、一切为了新教育的行为深深感动了学校的老师，也深深影响了学校的学生。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蒋梦麟当年是绍兴中西学堂的小学生，他在回忆蔡元培的文章里深有感触地写道：

蔡元培“酒量如海，才气磅礴。论到读书，一目十行。讲起作文，斗酒百篇。”“中西学堂教的不仅是我国的旧学，而且还有西洋学科。这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一种新的尝试。虽然先生解释得很粗浅，但我总算开始接触西方知识了。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而我以前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

从1898年9月起到1900年初，蔡元培为绍兴中西学堂倾注了全部心血与智慧，绍兴中西学堂也培养出了一批初步拥有新思想的新式学生。

一显身手的南洋公学总教习

1900年蔡元培辞去绍兴中西学堂校长职务，潜心研究日本各级各类学校学制及其课程设置问题，并完成了研究专著《学堂教科论》一书，由杜亚泉开办的普通学书室出版发行。这本书是蔡元培在亲身教育实践基础上，结合研究日本等国外学制后所完成的对变革中国教育的较为宏观的思考。若干年后蔡元培担任民国教育总长制定新学制，其学理构建便可上溯到他1900年的这次系统研究与著述。

为了继续追寻教育新路，蔡元培于1901年受上海南洋公学礼聘来校任教。在南洋公学，蔡元培终于在一所新式学校获得了伸展革新教育之志的机会。南洋公学，创办于1896年，由当时洋务维新派实力人物盛宣怀奏请晚清政府创办，是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当年校园规模不大，借用上海徐家汇民房开学。学校分设四院，即师范院、外院、中院和上院，实为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相连一体的学堂，南洋公学的设立，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它是“教育救国”思想指导下的一次重要实践。

蔡元培到校后受聘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所谓特班，就是特设一班，培养兼容中西学，且能经世致用的人才。课程有英文、算学、化学、地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外交史等。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极一时人才之盛。蔡元培对这样的培养目标很感兴趣，于是他十分乐意地受聘此职。

特班学生共计42人，其中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人物的代表有黄炎培（著名教育家，我国职业教育的奠基人，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等职）、邵力子（著名教育家，曾任上海大学校长、黄埔军校秘书长、中国公学校长等职）、李叔同（著名艺术教育家、画家、诗人、音乐家）、胡仁源（著名教育家、科学家）、谢无量（著名书法家、学者、诗人，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长）等，他们都曾是教育救国的实践者。这些学生当年入学时已有功名的也不乏其人，比如当年的黄炎培便已高中举人。

面对这样的学生，蔡元培一则以身垂范，二则严格要求。开学之时，他亲自制定了《南洋公学特班学习方法》与《南洋公学特班生游息规则》等。学习方法中规定：每日以三小时课编纂，三小时课讲义，一小时为修辞之学。这一学习方法，虽然要求甚严，但重心在于使学生能将探理与析疑相结合，并且注重札记，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游息规则中规定：学生游息须有一定之时、一定之地。如抛球、竞走等事，只准在体操场为之。如因下雨、天寒不能到体操场，则只能在饭厅游廊等处游步，不可结队蹴舞，以妨他人；学生出入饭厅、体操场时，皆当整齐，不可争先乱走；学生寻常走路时，皆当有步骤，不得冲突他人等。这些规定，对学生成人、成才、全面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蔡元培除在教学方法上强调自学之外，还特别重视学生讲演训练和外语学习。他对学生说：中国国民在极度痛苦中，还没有知道痛苦的由来，还没有能站立起来，用自立来解除痛苦，这是中国根本弱点。你们将来出校，办学校以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识。这些固然可以靠文字，但民众识字的少，如能用语言，效用更广。你们要练习演说。他还指出：我们救国、兴国、强国，要知道自己的弱点，也要了解国际情况。了解国际，要通晓外国文，读外国书，英文自然要读，通日文，比较容易，从日本书中也可以了解国际情况。

设计新教育的民国教育总长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感于国内革命成功便毅然听从祖国的召唤、革命的召唤，结束了在德国的留学生活回到了国内。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蔡元培被任命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民国初建，百废待兴。他感受到自身责任的神圣与重大，感受到教育改革的艰难与必要，决意为民国不辞辛劳鞠躬尽瘁。

教育部在蔡元培的主持下，短短时间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他汇集众人智慧，接连推出教育革新的大政方针：

一、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要点为：从前各种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学校负责人一律改称校长；初等小学男女同校；小学废止读经，增设手工科；高等小学以上体操课要注重军事训练；初等小学三年级起兼学珠算等。《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的颁布，开了民国初等教育革新之先河，为全国小学教育吹来了一股“民主共和的清新之风”。著名教育家叶圣陶、钱穆等均是在这股清新之风的吹拂下于1912年走上小学教师岗位的。叶圣陶回忆说：当时民国政府对初等小学教育非常重视，一再宣扬二十世纪是竞争剧烈之世，非军国民、经济国民不足以立国，而立国之本，首在教育，只有振兴教育，养成独立、自尊、自由、平等、勤俭、武勇、活泼之国民，才能发达我中华民族的国势。为此，叶圣陶觉得小学教师是个很“高贵”的职业，他在日记中写到：“得一教员之职亦佳，新民之基础须是赖焉，且其中乐趣亦无有穷尽。”

二、下达全国推行社会教育的通令。通令指出，社会教育要向广大百姓宣讲国民之权利、义务等，尤其要注重宣讲公民道德，并明确要求各省要为社会教育拨出专项经费，结合本省实际制定宣讲标准，确保社会教育之成效。这一通令，力倡推行社会教育，以此开拓普及教育的新路。

三、发布《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蔡元培身为教育总长，政务缠身日理万机，但他始终殚精竭虑于新教育的理论思考。他认为，探究教育之归属与地位，厘定教育之宗旨与方针，这是教育改革的基础与根本。他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可谓是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献，这篇文献建立起了蔡元培以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五育并举”教育思想体系，对整个中国的近代教育乃至现代教育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在“五育”中，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近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蔡元培还形象地把“五育”比作人身，军国民主义是人的筋骨，实利主义是胃肠系统，公民道德是呼吸循环系统，美育是神经系统，世界观是心理作用，此五者不可偏废。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一职，国民政府也随之迁往北京。袁世凯继续邀请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但蔡对袁世凯的政治面目是一清二楚的，坚力辞之。后在孙中山与内阁总理唐绍仪的一再挽留下，考虑到担任教育总长更多是为国效力为民谋利，于是应允继续担任教育总长。

可惜，就在蔡元培一心为国家教育大计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时候，袁世凯却逐步暴露出了其窃国大盗的本来面目，袁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众人的愤怒，国务总理等纷纷辞职。在此情形下，蔡元培也决意辞去总长职务。但蔡元培辞职之后，教育部继任总长也非常敬佩蔡元培高尚的人格力量、精深的教育思想，明确宣称蔡总长整顿教育之办法，本总长继续进行，以前由蔡总长宣布规定的教育宗旨、行政大纲全部遵照执行。由此可见，蔡元培虽然执掌教育部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但他却为民国教育设计规划好了大政方针，奠定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方向，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影响却是深刻而悠长的。

辞去总长后的蔡元培，继续远赴德国研修教育。1926年应邀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迎来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从此之后他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离开了直接服务中小学教育的阵地。不过，蔡元培始终关注基础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他在《自写年谱》中写道：小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大学？反之，若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合起来，就是自小学到大学，均需要重视，均需要整顿。（马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