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再见，老房子》祝勇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走投无路的胡同

一

在北京坐车，常会看到有些车站是以胡同的名字命名的，比如辟才胡同、灵境胡同，人们都知道它们的名字，但是这些胡同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它们仅以汉字的方式存在于站牌上，就像一个无足轻重的词混迹于辞典里。与这些名字相对应的是一条条熙熙攘攘的大街，各种店铺罗列在街边。马路很宽，中间有铁栅栏相隔，街两边的住户隔路相望，老死不相往来。

二

在北京，在许多古老的事物消失之后，有些名词幸存下来，企图以隐晦的方式保持着与过去的勾结。比如东单、西单，东四、西四，是用牌楼的数量命名，它们的全称应当分别是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这些地名陈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曾经把守在十字路口的牌楼，分别是一个和四个。牌楼隐退之后，这些地名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不三不四，不上不下。北京地名的一大特点是具象化，具有某种最简洁有效的描述能力，因而，名称与实体之间绝对是一一对应的，但年深日久，它们势必与它们的本意脱节，它内在的汁液将被抽干，最后变成一个没有感情色彩的单词，所以，把一个地方称为A，或者称为B，已经没有区别。

消失的胡同就是明证。在过去，胡同首先意味着一种生活形态，它主要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所谓硬件，是指那些很硬的物件，比如胡同里的砖墙，和等次鲜明的门，它的宽窄、布局，都受到礼制思想和风水观念的管辖，尺度与走向不是凭空而来；而所谓软件，则是指在胡同内形成的人伦关系。胡同是大小四合院之间的夹道，它的窄度决定了不同家族之间的人们必然在这里相遇，而它迷宫般的走向，又将所有的四合院连接成一座命运交叉的城堡。现在，胡同连同它所赞赏的生活一同消失了，这令幸存的名字显得孤孤单单、孤苦零丁，孤立无援。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它们无所适从。我们将循着一条“胡同”的名牌寻找到一座商务中心，这显然是可笑的。但这不是它们的过错。这些名字已被驱赶出原有的生活现场，它们只能在现代的街区里苟且偷安。

如同大地上缤纷的春色已经退化成诗歌中的记忆，胡同节节败退，最后退缩成站牌上几个不起眼的文字。从地图上检索到它们或许并不困难，但这里只有辞条没有注释，或者说只有标题而没有下文，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在灯红酒绿之中，它们显得来路不明，形迹可疑，像混在北京的民工，但它们是这座城市里最古老的事物。自从这里在八百年前第一次成为全国首都，胡同就一直是这座城市的关键词。它曾经善良地向所有人发出邀请，并为他们准备了房子、树阴和茶水。

古老的胡同如今寄居在几个肢体僵硬的汉字里。如果站牌年久失修，那几个汉字可能碰巧会脱落，但我们毫不在意，因为那里已不再是我们的目的地。

三

但更多的名字随同它们所代表的胡同一起消失于时间中。它们被迅速遗忘。它们似乎已经成为停滞、老旧、落后的代名词，因而许多词汇拒绝与它们合作。它们更多地出现于城市规划的官方文件中，出台那些文件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消灭这些名字，并以充满时代气息的名字取代它们。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们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每一座拔地而起的大楼都是他们的纪念碑。这座宁静幽深的城市已经变得吵闹不堪，声音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鸟却从此失语，只有少数不识时务的人仍然执迷于那些消失的名字，像Kim和我。我们跟在那些名字的屁股后面寻找通往古代的道路，但在当下，这注定是一项荒唐的事业。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也就是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这些胡同就已经成批地死去——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所以，我们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已经受到现实的否定——我们不可能目睹已经消失的事物。Kim曾经搜寻到一册《实用北京街巷地图》，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版，定价只有两块二，作者竟然是我的朋友王彬。在那本地图册上，还有许多胡同的残余势力，纠集在一起。我看到的是一页页胡同的家谱，纵横错落，关系复杂，像一片丛林，是许多生命的寄生之地。有许多张面孔在那些名字的后面晃动，有一千部电影同时在这座城市里上演，胡同本身便酝酿故事，不像商品房，无论盖得多高，都像停尸房一样冷漠寂静。

仿佛片尾的字幕，图册里那些胡同的名字，表示着已经流逝的人和事。几十年之后，这座城市里的胡同所剩无几，甚至这座城市里都古老的胡同之一——元代就有的砖塔胡同，也被列入拆除计划。我听Kim在冰冷的空气里发出的一声叹息，之后，我们决定离开这座城市。除了整日被形迹可疑的野导游们兜售的几处旅游景点，这座古城，几乎已经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