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不修家谱是不孝？ 文化是国人的“根”

2011年09月06日 14:57
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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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文学的寻根倡导

文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虽然有些思想品位较低的文学作品在艺术形式上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富有独创性，对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它的作用和影响却是短暂的，也是有限的。而那些真正伟大永恒的文学作品，都是既有很高思想品位，又有比较独创完美的艺术形式。思想品位是那些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灵魂。比如宋初的西昆派，追求艺术形式的精雕细琢，不重思想内容，其诗歌虽说词藻华丽，声韵和谐，但内容单薄，感情虚假，因此，虽在宋初风靡了几十年，但在文学史上并没有产生重要影响。

其实，没有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不可能有。甚至连那些只重形式而不关心内容的作品，也还是运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表达某种思想的。俄国杰出思想家普列汉诺夫用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个真理。

但是，如果说不可能有完全没有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那也不是说任何思想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赖斯金说得非常好：一个少女可以歌唱她所失去的爱情，但是一个守财奴却不能歌唱他所失去的钱财。他还公正地指出：文学作品的价值决定于它所表现的情绪的高度。他说：“问问你自己，任何一种能把你深深控制住的感情，是否都能够为诗人所歌唱，是否都能够真正从积极的意义上使他激动？如果能够，那么这种感情是崇高的。如果它不能够为诗人所歌唱，或者它只能使人觉得滑稽可笑，那就是卑下的感情。”这就是说，文学的思想品位有高下之分。因此，作家要在思想上不断地追求进步，创造更高的艺术境界。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所要达到的较高思想品位，就是当代中国需要“大力倡导”的四种“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

文学的多元论不但不了解不是任何思想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的，而且不了解这些思想有价值高下之分。它不但放弃了思想进步的追求，而且为各种陈腐落后的甚至倒退的思想开了方便之门。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19世纪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只写了两三首忠君的诗，穿上宫廷侍从的制服，立刻就失去了人民的爱戴。19世纪俄国伟大作家果戈理出版了反动的《与友人书信选集》，极力宣扬基督教的顺从和虔敬，拥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歌颂沙皇和教会，遭到了人民的唾弃。这不仅是一位作家在人民心中的失宠，而且是他文学作品艺术力量的减弱。果戈理在他发生严重精神危机时创作美化地主阶级的《死魂灵》第二部，终归失败，并付之一炬，就深刻地说明陈腐、落后、甚至倒退的思想多么严重地损害了文学作品的艺术力量。这在当前文学创作中也有相当明显的表现。在当前文学创作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新写实”小说和“新体验”小说。“新写实”小说是消极被动地适应社会环境，“新体验”小说是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环境，但是，无论是“新写实”小说消极被动地适应社会环境，还是“新体验”小说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环境，都没有用理想之光照亮世界。因为“新写实”小说和“新体验”小说在思想上的缺陷，它们的文学作品鲜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其中也有比较优秀的作品，但它们都超越了“新写实”小说和“新体验”小说的局限。“新写实”小说写了平凡人物在陈旧僵化的体制、习俗、某种宿命或必然性的制约下的垂死挣扎、妥协到毁灭的异化过程，少有光明和希望。例如方方的“新写实”小说《何处是我家园》里的秋月。秋月的遭遇应该说是一种残酷的悲剧，一个满怀爱情憧憬的清白姑娘，在和恋人私奔的途中，不幸被六个窑工轮奸。这样一下子毁了她的一生。但是，这种不幸的遭遇，未能在凤儿的百般努力下得以改变，反倒成了秋月堕落和沦落风尘的理由和根据。人物消极被动地认同某种所谓命运的摆布，没有挣扎，没有反抗，最后甚至还有点自鸣得意，悲剧被消解了。而“新体验”小说的有些作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对新的秩序不存任何疑虑地积极认同。他们或者积极地肯定，或者催促别人转变，以便尽快地适应社会环境。例如张字的“新体验”小说《垃圾问题》，居然认为“还是搬家公司好，只认钱不认人。看起来在城里生活，做人太难，并不如金钱万能好。天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说不定还是一种进步哩！”虽然作家相当深刻地认识和揭露了我们社会阴暗腐烂的方面，但没有能够认识和揭示出我们社会新生的未来的东西。因此，作家没有能够看到我们社会的正义力量，人民的力量。作家没有勇气面对矛盾，面对丑恶，面对腐烂，而是逃避。在为解决现存冲突的斗争面前，作家怯弱到把希望寄托在金钱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上。可以说，没有钱的，或并不富裕的人读了《垃圾问题》会感到绝望和泄气。因此，作家这种思想上的倒退严重地损害了《垃圾问题》这部作品的艺术力量。

其实，一个作家如果在思想上是向前发展的，就会促进艺术向前发展。歌德的《浮士德》对于莎士比亚的《汉姆雷特》就是这样。在思想上，歌德要比莎士比亚先进，在艺术形象上，浮士德是汉姆雷特的发展。汉姆雷特只肯定了人的价值：“人类是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对于人生的意义，人的作用，只是用怀疑哲学的方式，提出“存在与不存在”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而未予以解决。浮士德则肯定人的作用，人生的目的在于行动、在于作出有益于社会的实践。显然，浮土德在人道主义的深度和广度上，发展了哈姆雷特。同样，一个作家如果在艺术上取得进展，那么也会促进其思想变化和发展。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发展就是充分证明。有一位契诃夫传记作者说，最足以见出契诃夫发展特征的，是他随着自己掌握形式技巧的程度而不断改变的对待时代的态度。这种新态度在材料的选择上显露出来了，它决定了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描绘，在这一时期他常常把自己的人物提高到能做自觉的思考，这证明他有着无可争辩的敏感和才能，能看出哪些力量不久会成为过去，哪些时代征兆应当算作将来的东西。德国作家托玛斯·曼在《论契诃夫》中引用了这段话，进一步说：它“肯定了已经获得的形式技巧与日益增长的道德批判的感应力之间的联系(所谓日益增长的道德批判的感应力，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日益增长的理解力，能理解到什么是已经为社会抛弃的、正在死亡的东西，什么是必定会出来接替前者的东西)；换句话说，肯定了美学与伦理之间的联系。难道美学与伦理之间的这种联系不会赋予艺术劳动以价值、意义和功用么，难道契诃夫对一切劳动的热爱、对游手好闲的懒汉和一切懒惰行为的斥责，其根源不正在这儿么？难道他对于建立在奴役之上的生活愈来愈明白地加以否定，其根源不是正在这儿么？”这种艺术与思想之间的联系不但相互促进，而且是本质性的。至于有人提出思想进步，艺术不一定进步，甚至还会退步的说法，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它割裂了思想与艺术之间的本质联系。

我们知道，文艺家是通过文艺这种意识形态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并且在这个范围内为这个冲突的解决而斗争。不同的作家之所以对这个冲突的解决不一样，是因为他们思想上不一样。《红楼梦》原作和续作在情节、结构上的不同，一是由欢而悲，一是由悲而欢，其根本原因在对小说所展现的基本冲突的性质及其解决方式的不同看法。曹雪芹写的是叛逆者与封建礼教之间的冲突，其结局只能是叛逆者被黑暗势力所窒息、扼杀。续作大多写的是黛玉与宝钗爱情上的争夺，结局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贾府也兴旺繁盛。之所以存在这两种写法？是因为存在两种不同的观念。而《红楼梦》原作与续作在艺术价值上有高下之分，难道不是因为它们在思想上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吗？

因此，追求更高的思想品位，不仅是一个作家的世界观问题，而且是一个艺术成败和档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