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关于纵横家的人格特征，王洪波认为，纵横家大多发迹于“士”阶层中的庶民，自我表现欲膨胀，个人精神洋溢，在战国舞台上叱咤风云。他们敢于打碎一切伦理道德规范，只以成败论英雄，以个人名利为人生奋斗的终极，而不以个人价值的被认同为终点，国家宗主观念淡薄，但体现了一种拼搏进取的实践品格。

纵横家的外交策略和游说技巧也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周苏平认为“释本而口舌”、靠游说诸侯谋取功名利禄是纵横家的基本特征，他们擅长外交，注重外力的作用，轻仁义而贵权变，热衷于计谋策略。戴建忠则介绍了纵横家外交策略的几个特点，包括有的放矢，善抓机遇，国无常友，亦无常敌，外交活动要以国力为本。〔26〕刘贵华也总结出纵横家的游说技巧表现在：承意观色，简练揣摩；审时度势，有的放矢；妙计奇策，各显神通；语言敷张扬厉，骏爽宏辩。

本文摘自：《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7卷第4期，作者：刘雯芳，原题：《三十年来战国纵横家研究综述》

纵横家是中国古代一个活跃的政治和文化群体，战国纵横家活跃尤其频繁，并对中国古代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自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出土后，对战国纵横家行为和思想的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是其中的一种。该书共二十七章，其中有十一章内容与《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十六章是佚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不仅可以用来正误补罔，而且对战国史研究，尤其是对苏秦和战国纵横家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此为契机，三十年来，关于战国纵横家的论文和专著层出迭现，一改以往与儒、道、法等流派的研究相形见细的局面。今年适逢《战国纵横家书》出土三十周年，本文拟对三十年来关于战国纵横家的研究作一爬梳缕析。由于专著讨论的问题广泛繁复，一篇小文难以概全，在此忍痛舍爱。

一关于《战国纵横家书》

《战国纵横家书》出土后，对它进行辨伪和整理的工作迫切地摆在研究者面前。唐兰〔1〕和马雍〔2〕详细考证了帛书二十七章的真伪和时序，并利用这些资料订正了部分史实，尤其是重新整理了苏秦的生平事迹。其他研究者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关于帛书二十七章的真伪，唐兰认为，帛书除第二十章是后人拟作外，其余都是真品。马雍则认为，帛书二十七章全是真品。张烈认为《战国纵横家书》只是《战国策》的佚文，不能全信。［3］车新亭就《战国纵横家书》的三个部分进行了比较，认为第一部分（前十四章）是《战国策》的佚文，第二、三部分（后十三章）中涉及苏秦的四章的作者和真伪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4〕

关于帛书二十七章尤其是前十四章的时序，目前存在较大的争议。马雍和唐兰对帛书第四章的时序存在不同意见，马雍认为，帛书第四章是前十四章中最重要的一章，也是时间最晚的一章，苏秦在其中详细追述了他与燕昭王共同策划破齐的经过。唐兰则认为苏秦在其中使用了倒插笔，因此帛书第四章不是前十四章中最晚的一章。秦丙坤考证了十五章苏秦的书信或说辞的系年。［5］青城考证了前十四章的顺序序。16〕

由于对帛书第四章的时序理解不同，曾鸣（唐兰笔名）〔7〕和马雍〔8〕再次表达了各自对帛书第四章的见解。唐兰认为马雍没有分清帛书第四章的段落，也没有辨明苏秦的倒插笔，由此造成时代颠倒，事实混乱，并据此对马雍的观点提出了十点商榷之处。马雍则认为应当把前十四章联系起来考虑，而不应把帛书第四章孤立地提出来；曾鸣在引用帛书原文和解释字句时采取了不科学的态度，即在主观上对苏秦的活动产生了种种预定的想法，不顾帛书本身的文理和逻辑任意加以处理使之符合自己的假定。他还对曾鸣的商榷一一进行了驳难。

《战国纵横家书》的整理结果与人们原来所了解的苏秦史事有很大的差异，于是，研究者们重新对苏秦史事进行了梳理。马雍将苏秦史事分为五个阶段。〔2〕（P176-190）唐兰做了一个“苏秦事迹简表，〔1〕（P145-153）车新亭还就《战国纵横家书加寸论了苏秦合纵和合纵辞产生的年代等问题。他认为，《战国纵横家书》中“纵横“与“曲”、“美”、“恶”、“合”、“离”相对，“纵亲之国”指的是三晋。战国时期除了纵横之外，还有别的联盟形式。从史料中可以看出，苏秦并没有做过六国合纵同盟的主帅，也没有积极倡言过以三晋为主干的合纵。苏秦合纵游说辞出于后人伪托，应该产生于六国合纵说最盛的战国末期和楚汉之际。把苏秦和六国合纵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始于楚汉之际。〔4〕

关于《战国纵横家书》的价值，唐兰认为它保存了已被埋没两千多年的真实可信的关于苏秦的书信和谈话十四章，这既可以用来纠正有关苏秦历史的许多根本错误，又可以校正补充这一段战国时代的历史记载。杨宽则认为，《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有助于弄清诸多历史事实的真相，进一步分析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斗争。〔9〕

二纵横家的相关概念

要讨论战国纵横家，必须解决如何定义“纵”、“横”、“纵横家”等概念及合纵连横运动与纵横家流派的发展问题。

对有关纵横的概念，周鹏飞认为韩非对纵横的定义具有片面性。合纵、连横中使用“纵”、“横”二字，是着眼于它们之间相互对立的关系，“合”是合拢，“连”是连结，合纵是相从如一，连横是联合抗衡。“合离”二字是“纵、横”的核心。〔10〕赵建琴和边晓智则归纳了纵横的相关概念。他们指出，纵横最初只是表方向的概念，到战国时期，演变成政治概念。纵是合纵的简称，以三晋为主，北连燕，南连楚，形成南北纵线，主要对抗秦齐。横是连横的简称，以秦为中心，联合山东任何一国，形成东西横线，分化瓦解山东六国，进而吞并天下，统一中国。纵横家多为贫贱之士出身，出于行人之官，以明辩说善辞令为特征。纵横之术则指纵横家赖以用世的策谋和游说技巧。《鬼谷子》是纵横家的基本理论，《战国策》是纵横家游说辞的范本。〔11〕

对合纵连横运动，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邓廷爵指出，合纵与连横在根本上是东方六国与秦国的矛盾对立与统一的体现，是秦国东进扩张利益与东方国家安全与扩张的利益冲突无法协调的产物，齐魏马陵之战是改变六国无休止的混战为合纵连横战争的关键。他认为，自纵横战争形势形成时起，东方六国的统治者就必须在合纵与连横摈秦与事秦两个方面做出选择。合纵连横战争始于苏秦首倡合纵连横抗秦，三晋则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大国争夺的焦点。〔12〕龚道贵同样强调了合纵连横的对立统一关系，他从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合纵具有广泛性，是动态的，是弱者因素的联合。他借古讽今，分析了历史上典型的合纵事例，为我国当代的国际关系提出了建议。〔13〕周德钧则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合纵是地缘政治论的先驱。苏秦的合纵战略的宗旨在于遏阻秦国势力的进一步扩大，以免力量失衡格局进一步加剧。其合纵说基于一种地缘政治的分析，以地缘政治因素作为研判国际形势沛」定应对策略的主要依据。〔14〕这种分析方法具有现代意义。姜惠发总结了合纵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合纵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合纵要求维护各国的独立，保持诸侯分裂割据局面，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15〕刘根良分析了战国中期秦国的军事形势和外交策略。他指出，那种认为秦国经过商鞍变法马上就成为关东六国劲敌的说法没有根据。他通过分析秦国的势力向东扩张的进程，以事实为依据驳斥了那种认为连横比合纵高明，连横进步洽纵落后的观点。〔16〕杨宽利用《战国纵横家书》重新梳理了战国中期的合纵连横战争和政治路线斗争。他指出，合纵连横战争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当时各国两条政治路线的激烈斗争，即法治路线和复辟路线的激烈斗争。战国中期的合纵连横战争频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出现了一股奴隶主复辟的逆流，这些奴隶主贵族当权派急于扩充势力，扩大封地，就不断运用合纵连横的策略来发动战争。他认为齐国被攻破的直接原因是合纵战争，但根本原因是由于孟尝君和齐澹王推行复辟的政治路线；燕昭王的胜利，则主要是贯彻了法治路线的结果。〔17〕

关于纵横家流派的发展过程，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傅剑平认为纵横家的具体含义主要包括：（l）春秋战国时期以从事合纵连横为主的政治家外交家及军事家；（2）积极参与先秦“百家争鸣”，对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的哲学突破做出杰出贡献的一个独立的思想文化流派；（3）以先秦纵横家为行为模式，以纵横开拓矛进取为人”的思想精神为核心价值取向的一种古代中国“士”的理想典型。他指出，行人与纵横家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在政治上十分活跃，使于四方，受命而不受辞，论行结交，择主而从。此外，纵横家的缘起至少还有三个因素：一是成为纵横家的基层来源的游士阶层；二是成为他们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依托的各诸侯国贵族；三是在思想与文化学术上对于纵横家产生重要影响的私人讲学和著述的社会风气。〔18〕熊宪光对于《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的观点持有异议，他认为，《汉书·艺文志》这一观点源自刘散《七略》“诸子略”，其中提出了诸子皆出于王官的观点。他指出，刘散此说具有特殊意图，不能全信。但是他承认纵横家与“行人之官”之间存在一定的传承关系。他还考证了“纵横家之祖”，认为“鬼谷先生”可能子虚乌有，纵横家的祖师应该是子贡。〔19〕他还讨论了纵横家衰落的过程、原因和历史启示。他认为纵横衰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其为乱世之学，并且离经叛道，因此为学者不习，秦始皇焚书也连殃到“纵横”。但是它本身的种种弊端是衰落的根本原因。〔20〕他还思考了纵横术在纵横家学派衰微后的发展情况，认为纵横家的后世流变主要派分为侠士、文士和谋士三支。他指出，战国时期纵横策士与游侠分流。到了汉代，一支纵横家与游侠合流，重新组合为一支号称“游侠”或“游士”的社会力量，活跃于民间。纵横家流为侠士，并非偶然现象，他们具有同样的历史背景及不少共通之处。但是他们不同于“豪暴”，不过后来游侠与豪暴的界限渐愈模糊，有的甚至同流合污。〔21〕纵横家化为文士，是纵横家流变的主要趋向之一。唐宋时期富于纵横特征的著名文士均出自蜀中，这一区域文化现象之所以具有一定规律，主要是由于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形成的“盆地文明”特征使得蜀地人们受正统儒家文化的约束少，思想解放。［22］后世的习纵横者与纵横家存在质的区别，他们或为辅佐一方的人臣，或为谋士。［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