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是作家史铁生的60岁生日。

可惜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史铁生永远离开了他的亲人、朋友与读者们。

4日下午3点，他的亲人、朋友、同学在北京的798“时态空间”为他举行追思会。“请各位亲朋好友不要带花圈、挽联，而是带着回忆与鲜花，在我们准备好的留言卡上写下对铁生的追忆和思念。”

这是大家与史铁生的最后一次聚会。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越聚越多，上千人在凛冽的寒风中缅怀一位伟大的作家。

同一天，上海也在复旦大学举行了史铁生追思会，由上海市作协主席王安忆担任主持人，纪念这位“用生命书写生命”的作家。曾与史铁生有过多次合作的《天涯》杂志社也宣布，将举行“铁生之夜”烛光追思会，以表达对他的深切缅怀，学习他一生追求文学理想的崇高精神。

早在20年前，史铁生就在《我与地坛》中平静地叙说：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但这个“节日”真的来临时，不少人依然泪如雨下。

“文化英雄”：用苦难提升人们的生命意识

按照史铁生的遗愿，他的心脏在去世当天便紧急送往天津，大脑和腰椎也捐献给了武警总医院，不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史铁生的夫人陈希米说，以前家住地坛公园附近，他一直很喜欢那里，“所以我想应该有所表达”。据悉，陈希米目前正与有关方面商量，有意将史铁生的骨灰撒在地坛的树林里，不过不留任何的地上标志。

说起地坛，人们总会想起那篇著名的《我与地坛》。正如韩少功所言：“《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1991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事实上，不仅是那一年，《我与地坛》已成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而其影响，也不限于“文坛”。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福民参加了北京的追思会。他说，在两个半小时的追思活动中，每一个场面都很感人。大家对史铁生的所有热爱，都是因为读了他的作品而产生的。很少有人意识到，史铁生是1969年作为知青到陕西延安插队，1972年因病致瘫而回京。这一时间距离他写出并且发表《我与地坛》，还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史铁生是用了二十年的漫长岁月，对生命进行了循环反复的思考咀嚼和叩问，才变得平静从容。

在他看来，史铁生以自己的苦难为我们这些健全人背负了“生与死”的沉重答案，他用自己的苦难提升了大家对生命的认识，而我们没有任何成本地享受了他所达到的精神高度。在这个意义上，史铁生堪称当代文化英雄。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文艺评论家胡平说，史铁生是中国当代作家中较早具有生命意识的一位，他审视自己的存在，审视人类的存在，探索生命的意义和张力。正因如此，他的著作里包含着关于这个世界的诸多秘密。文学是生命的洞悉，他的所有著作都与肤浅无关。

“史铁生的意义在于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作为史铁生的好朋友，王安忆用这句话表达了自己的痛切之情。

“伟大生命”：不能走远路却有更辽阔的心

史铁生的去世，引发了读者对他作品无限的怀念与记忆，《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病隙碎笔》、《命若琴弦》等名作被频繁提起。在某购书网站上，很快推出了史铁生专题。他的作品的重新出版也被提上了日程。

北京追思会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感慨地说：能在过去五年间每年都与铁生见面，是我的荣幸。铁生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一个真正坚持精神高度的写作者，淳厚，坦然，诚朴，有尊严。他那么多年坐在轮椅上，却比很多能够站立的人看得更高；他那么多年不能走太远的路，却比很多游走四方的人拥有更辽阔的心。在这个不轻言“伟大”的时代，铁生也无愧于“伟大的生命”这样的评价。无论是作为人，还是作为作家，他对中国文学而言都是有着非凡重量的宝贵财富。他个人和文学作品的深厚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充分地彰显出来。

作家陆天明表示，史铁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作家。他的人生非常坎坷，年轻时双腿瘫痪，后来又患上了尿毒症。尽管如此，他对生活、对文学、对他人、对自己、对世界一直都抱着一种虔诚的心态，他可以说是一代人当中少有的真诚的人。他选择了文学，在需要靠肾透析来维持生命的几十年里，坚持写作。他的文字特别隽永，那是沉静的力量。这份虔诚、沉静、思索的文学精神，在当下社会尤其可贵，我们不应忘记他，也不可能会忘记他。

作家韩少功曾经说，史铁生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在漫长的轮椅生涯里至强至尊；一座文学的高峰，其想象力和思辨力一再刷新当代精神的高度；一种千万人心痛的温暖，让我们在瞬息中触摸永恒，在微粒中进入广远，在艰难和痛苦中却打心眼里宽厚地微笑。

史铁生去世了，不少人都在哀悼：他是最纯粹的写作者，其想象力与思辨力代表了我们当代文学所能达到的高度。而他沿着悬崖行走，一次次以生命的名义对抗死亡卷土重来的生命奇迹，留给人们更多生活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