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

爱伦堡这样写道："我们俩都生在1891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比我大两周。我听他读诗的时候常想，他比我聪明，比我年长得多。但是在生活里，他在我的眼中却是个任性的、心胸狭窄的、忙忙碌碌的孩子。他多么讨厌啊，我考虑了几分钟又立刻补充说：又是多么可爱啊!在他模糊的外貌下面，隐藏着善良、人道精神和灵感。

"他身材矮小，体质虚弱，长着一撮毛的头总是向后仰着。他喜欢雅典卫城墙边那只以歌声打破静夜的公鸡的形象，而他自己在用男低音唱自己庄严的颂歌时，也像一只年轻的公鸡。

"他总是坐在椅子边上，有时突然跑开，幻想一顿精美的午餐，订一些稀奇古怪的计划，滔滔不绝地说得出版商厌烦不堪，有一次他在费奥多西亚召集了一批富有的‘自由派人士'，严厉地对他们说：‘在最后审判时，问到你们是否了解曼德尔施塔姆，你们就回答说：不了解。问到你们供养过他没有，如果你们回答说，供养过，你们的许多罪行就会得到宽恕。"'

一凡精力过人，可几天几夜不睡觉。他识字特别多，很多字典都是由他做最后的校对。我把自己写的小说给他看，他先挑出一堆错别字，把我气得够呛，好像我的写作生涯非得始于字典不可。就在他那拉上帘子的屋角，有一台照相翻拍机，那肯定是当时最先进的复制设备，让人肃然起敬。而他更善于手抄，不仅抄诗抄小说，还抄友人书信。他这爱好让人望而生畏，那是不愿留下任何证据的时代。可我们后来办《今天》，幸亏有一凡，不少失传的诗稿都是他提供的。我一直怀疑，那套《人-岁月-生活》就是他的，但当时不便多问。这书在地下流通渠道的含金量很高，换来不少黄皮书，我跟着沾光。

"凡是第一次在出版社的会客室或咖啡馆遇见曼德尔施塔姆的人，都会觉得他面前是一个最轻浮的、甚至不会思考的人。实际上曼德尔施塔姆很会工作。他不是在桌子上写诗，而是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大街上，在草原上，在克里米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群山中写。他谈到但丁时说：‘阿利吉耶里写诗时踏遍了意大利的羊肠小道，磨破了多少鞋掌、多少牛皮鞋和多少平底鞋啊。'这番话首先适用于曼德尔施塔姆。他的诗是一字字一行行写成的，他成百上千次地修改；有时一首诗起初意思很清楚，但经他一改就复杂化了，几乎让你看不懂，但有时相反地倒变得清晰了。他酝酿一首八行诗往往用几个月，一首诗的诞生也往往使他惊讶不已。"

一凡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多少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其实他的政治观点跟其公开身份是一致的。他那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像他脑袋一样庞大健全，争论起来我根本不是对手，我刚要发火，他总是眯起眼睛，宽厚地笑了。好在我们都酷爱俄国文学，从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到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从《罪与罚》到《人·岁月·生活》。

"然而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最热爱的还是俄语和俄国诗。‘由于整整一系列的历史原因，希腊文化生气勃勃的力量把西方让给了拉丁文化的影响，它在不育的拜占庭稍事逗留，便一头扎进俄语的怀抱，把希腊化时代的世界观独特的奥秘和自由表现的秘密传给了俄语，因此俄语就成了发音发光的实体......"'

1974年底，我刚完成中篇小说《波动》的初稿。我带给一凡看，他劝我把手稿藏在他那儿比较安全，因为他的公开身份。我先答应了，想想不妥，第二天就取回来。约两周后，我像往常那样骑车到一凡家，刚要敲门，蓦然发现门上贴着公安局的封条。还没缓过神，就被一帮居委会老太太团团围住，盘问我跟一凡的关系及我的单位。我撒了个谎，冲出重围，骑上车仓惶逃窜。回家惊魂未定，估摸那七八万字的小说，一凡不可能一夜之间抄录在案，但那躲在屋角的翻拍机还是让人肝颤。在种种不祥之兆下，我开始转移手稿信件，跟朋友告别。

曼德尔施塔姆最初是十月革命的拥护者。爱伦堡写道："我是在莫斯科认识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的，后来我们常在基辅索非亚大街上那个希腊咖啡馆中见面，他在那儿向我朗诵了描写革命的诗：啊，执法如山的人民，你是太阳，在沉闷的岁月冉冉升起。"

二

列宁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熟悉这里的每滴泪水，

每条街巷，我熟悉孩子们的血脉线路。

你回到这里，快快吞下列宁格勒沿河

街灯的鱼肝油!

快些熟悉这十二月的日子，

在这不祥的油脂中拌着黄土。

彼得堡!我还有可以听到

死者声音的地址。

我住在肮脏的楼梯间，被带着布撕下的

小铃敲打着我的太阳穴。

我彻夜不眠等待好友的来临，

门的锁链像镣铐微微抖动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菲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