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有一颗星叫作诗歌

梁平

1979年《星星》复刊，扉页上印着一句话：天上有三颗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一颗就是诗歌。

“有诗在，时间是可以翻阅的”

1986年12月，成都劳动人民文化宫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几乎所有门窗都被拥挤的人群拉扯坏了。人群高喊着“诗歌万岁”、“诗人万岁”！这样的场景，在中国诗歌史上几乎是空前绝后的，镌刻进中国文学的记忆。这是在《星星》诗刊30周年庆典上，10位当选的“我最喜爱的当代中青年诗人”，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齐集现场。发起这个评选的《星星》诗刊编辑部，收到了如雪片般的信件，热情的读者选出他们心目中最钟爱的诗人。

那是个属于诗歌的年代。

明星是一群年轻的诗人，粉丝是一票文学青年，口中哼吟的，是像“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的诗句。那个年代，人们对于诗歌不只于狂热，而是近乎虔诚和膜拜。《星星》无疑是见证和推动这个诗歌时代的重要刊物，是30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缩影。

这份创刊于1957年的纯文学性诗歌刊物，成立初期就因为工作人员在反右运动中受到牵连“全军覆没”而被迫停刊，《星星》却因此而家喻户晓。1979年10月《星星》复刊，发表了老诗人臧克家的《祝重光》，成为那一年文学界解放的标志性事件。“这是《星星》的解放，也是中国诗歌的解放。”《星星》诗刊现任主编梁平说，当一道紧紧关闭了20年的闸门突然打开，犹如泄洪，无处不及。“可以说，八十年代，中国诗歌几乎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仰望。”

复刊后的《星星》刊发了当时大量发表在民间刊物《今天》上的诗歌，这些后来被官方称为“朦胧诗群”的青年诗人，成为《星星》、《诗刊》等主流文学刊物的宠儿。1979年，《星星》刊发了公刘的《新的课题--从顾城的几首诗谈起》，继而引起了一场有关朦胧诗的全国性争论。老一代诗人提出朦胧诗中传递的消极情绪，模糊不清的表达，甚至称其为“不正之风”。而年轻的朦胧诗人们，也用他们的诗歌做着无声的回应。《星星》引发并见证了中国诗歌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观念大讨论，并迅速成为中国诗歌思想交锋的前沿阵地。

《星星》一直关注年轻的诗歌力量。在1979年复刊的《星星》诗刊扉页上，印着这样一句话：“天上有三颗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一颗就是诗歌。”梁平喜欢这句话，他总结说：“鸟过留痕，时过留诗。有诗在，时间亦是可以翻阅的。”

诗歌的担当，可以深沉与优雅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诗歌最繁盛的年代，也是《星星》的黄金时期。走过那段岁月，面对迅速降温的诗歌热，《星星》等诗歌刊物也在寻找着诗歌新的方向。梁平并不认同“现代诗走到低谷”的说法，在他看来，诗歌的热，并不是一件好事。 “要么是诗歌出了问题，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几亿人民几亿诗人，那就不是诗，诗歌付出了代价。要么是社会出了问题，比如八十年代，那样的热，是因为人们长时间不能发声，中国社会冷到了不能再冷的极致，社会付出了代价。我们还记得最近的一次诗歌的热，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那么多生命付出了代价。而所有的热，都会有退热的时候，高潮总是短暂的。真正纯粹的诗歌应该保持一种常态，保持它应有的深沉与优雅，而不是刺激与尖锐”。他更提倡诗歌回归到一种慢的、安静的状态中。

从朦胧诗关注个人情感和理想开始，再经过第三代诗人走到今天，诗歌越来越变成一种纯粹个人化的创作，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意味。“在很多人眼里，好像一提到诗歌的纯粹，就强调个人经验而疏离社会、疏离现实，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梁平在2006年1月刊的《星星》卷首语《诗歌：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中，呼吁诗人返回民间和土地，关注普通百姓的心声。他说，诗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个人经验里的“个人”所包含的依然是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另一个误区是，似乎提到“担当”，就一定是“刺激与尖锐”，“恰恰相反，担当同样可以做到'深沉与优雅'，沾了地气的深沉才是真深沉，沾了地气的优雅才是真优雅。诗歌的责任担当，诗歌的民生关注，就是沾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