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礼孩：诗歌改变人生

2012年05月10日 10:28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陈晓勤 黄集昊

字号:T|T

0人参与0条主评论 0条评论0条总评论 打印 转发

黄礼孩，70后，生于徐闻县，现居广州。诗人、艺术评论家。作品入选《大学语文》（教材）等上百种选本。出版诗集《我对命运所知甚少》、《看得见风景的午夜》，评论集《午夜的孩子》，艺术随笔《起舞》、《忧伤的美意》等。曾获第八届广东鲁迅文学奖、第二届汉语诗歌双年奖等。1999年创办的《诗歌与人》被誉为“中国第一民刊”。

黄礼孩的书房在广州画院八楼。准确来说这个40多平米的房子兼有多种功能，白天是黄礼孩读书、写作、听音乐的地方，同时也是“礼孩书衣坊”，他做的不少书封面设计是在这里完成的；晚上这里是“读影会”———文艺圈内好友看电影的基地，这里装着投影仪，收藏大量新旧电影，像一个小影厅。

简洁、明朗是黄礼孩书房给人的第一印象。去年年底，他重新装修、布置书房，原来的黄木书柜统一换成白色的，占满两堵墙。书柜里除了各种文学杂志和他自己的《诗歌与人》杂志外，多是文学、艺术书籍。《保罗·策兰诗选》、《惶然录》、《里尔克散文》、《现代诗歌的结构》、《我站着，我受得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这些书则放在桌面，是他常翻阅的。黄礼孩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句话是他写照。

黄礼孩平日很忙，呆在书房的时间不多，所以他喜欢在路上读书：“现在城市半径大，塞车多，排队多，垃圾时间就更多了，去哪儿都得带上几本书，以便在有限的时间里知道世界多一些秘密。”黄礼孩说，他是一个把“书房”搬到世界不同地方去的人，也是一个把“书房”缩小放在包里的人，他相信阅读改变的不仅仅是他的写作，还有人生。

黄礼孩是个多面手，热爱诗歌、舞台艺术、摄影、绘画、音乐，也常写艺评，但最为人知的还是他的诗人身份。对诗歌写作的热爱来源于故乡对他的影响。

黄礼孩的故乡在徐闻，是中国大陆最南端的一片红土地。他家在小苏村，全村大多数人信仰基督，他也不例外。从小家里很穷，在家里排行第五，是家里最小的孩子，黄礼孩说，四岁时他就能下地干农活——浇水、施肥，插秧、割稻子，“当起喂猪少年、牧鹅少年、放牛少年。”稍大一些，他经常和同伴骑单车一起到别的村庄看雷剧，回家的路上常常趁着夜色偷一根甘蔗吃。

小学时他对语文最有兴趣。“那时候学校晚上没有电，我就买灯芯、煤油，自己用废弃的墨水瓶做煤油灯来学习，所有乡村孩子都会这些。”一豆如灯的童年为他以后的人生埋下文学的种子。

初一时，黄礼孩上了下洋中学，加入了文学社，还当上校刊《春芽》的主编。说到这里，黄礼孩兴奋地从抽屉找出一张当年的文学社合照给南都记者看，照片上他十来岁模样，穿着一件蓝棉布校服，脚蹬拖鞋。后来，他到县城读书，认识作家陈堪进，陈当时是雷州半岛四个县合办的《半岛文学》的主编之一。那时候《半岛文学》滞销卖不出去，黄礼孩自告奋勇，和一位同学利用晚上自修课的时间，在学校推销了三百多本杂志。那一年，他写了第一首诗：《春天的诗行》。

不久，《湛江日报》刊登了他的一首《红草莓》。到了高一那年他在内蒙古的《草原》上发表了一首诗。那恰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诗坛风起云涌，涌现出一大批的明星诗人，北岛、顾城、杨炼、海子等，黄礼孩通过《星星》等刊物接触到他们的诗。“当一个诗人”，这样想法油然而生。

1992年，黄礼孩考入广州艺术学校，学习戏剧创作专业。90年代初，广州诗歌圈异常活跃。诗人们自费出版刊物，常常在酒吧、咖啡馆朗诵自己的诗，或是去某个诗人家中研讨诗歌。大学毕业后，黄礼孩进入广州歌舞团工作，单位分配给他一间独立宿舍，房子在顶楼，上面有一个小阳台。这里成为广东众诗人的聚集地，如吕约、世宾、陈小虎、江城等。“那时候口袋里没钱，但不为明天忧愁，觉得人生是有盼头的；那时候做事情不是为房子、车子，很理想主义。”黄礼孩说。

这段时间，黄礼孩读到更多的优秀诗歌，包括像聂鲁达、蒙塔莱、洛尔加等经典诗人的作品，在诗歌语言风格上发生了转变，迎来他创作的丰沛期。

1999年，他创办了诗刊《诗歌与人》，相继推出多个诗歌概念，被称为“中国第一诗歌民刊”；他还设立了一个人当评委的奖“诗歌与人·诗人奖”，每年从全世界挑选出一位诗人，并为他出版诗集、颁奖。第六届“诗歌与人·诗人奖”颁发给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不久之后特朗斯特罗姆摘取了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自1996年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获奖以来，诺奖已有15年没有颁给诗人了。黄礼孩这个民间奖项先于诺奖一步。

谈及对诗歌的看法，黄礼孩说：“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理由，每个编者都有自己的判断，作为一个编者需要包容，但要有自己的艺术观点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