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沈从文：文人友情的典范

2012年03月06日 11:30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杨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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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之中，沈从文在这家有影响的报刊连发三篇作品。而且当月在《晨报副刊》上发文的，有胡适、梁启超、张奚若、刘海粟、陈西滢、凌叔华、余上沅、舒新城、闻一多、朱湘、赵元任、冰心、江绍原等一干名流，沈从文能跻身其间，想来信心一定会大大增强。这之后，徐志摩还与沈从文见了面，从沈从文那里，取去了一册稿子，这就使得随之而来的第二个月，徐志摩一口气发表沈从文各类作品达七篇之多。对于身陷困境的沈从文，这份提携，这种见重，来得多么及时，多么重要。

说起徐志摩对沈从文的欣赏，可以举一个例子。当年11月11日，《晨报副刊》刊出了沈从文的一篇散文《市集》。这篇被作者注着“故乡归梦之一”的文字，精美、细致而鲜活地描述了家乡“市集”的景象，叫今天人读去，仍觉着富有神采。非常特别的，是徐志摩在文末写下的一段文字，干脆就是“志摩的欣赏”：

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

作者的笔真象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鳒鳒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著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将沈从文文章的自然比作“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再恰切没有了。可是，这却引起了沈从文的不安。原来，这篇稿子先前曾交给过《晨报副刊》前任编辑，署的是“休芸芸”这个笔名，结果没有得到回音。沈从文便将此稿通过熟人发表在《燕大周刊》上；另一位朋友看见喜欢，又拿去转载到《民众文艺》上；此时徐志摩再拿出来发表，已经是第三次面世了。沈从文感到有些对不住徐志摩，便写出一篇《关于<市集>的声明》寄给徐志摩：“志摩先生：看到报，事真糟，想法声明一下吧。”在陈述了一些事实经过后，沈从文说：“不期望稿子还没有因包花生米而流传到人间。不但不失，且更得了新编辑的赏识，填到篇末，还加了几句背膊发麻的按语……”这篇短文，徐志摩给登了出来。在文章后面，徐志摩又加了一节附言，写得有趣有味，值得照引：

从文：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劝我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就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搀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

我想另一个办法是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得比乱登的办法强些。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志摩

注意，徐志摩在这里虽然文字有些俏皮，可意思明白，沈从文的作品，是可以入“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之列的。不妨说，这是别一种的“志摩的欣赏”。

四

随着沈从文受到《晨报副刊》的推重，沈从文慢慢在文坛立住了脚跟。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了沈从文的小说、散文、诗歌、戏曲等多样文体的合集《鸭子》；1927年，徐志摩参与其间的新月书店，出版了沈从文第一本小说集《蜜柑》。

对于徐志摩的知遇之恩，沈从文当然绝不能忘怀。1936年，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里，写下了这样一段由衷之言：

这样一本厚厚的书能够和你们见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气，同时还有几个人，特别值得记忆，我也想向你们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适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达夫先生，陈伯通先生，杨今甫先生，丁西林先生，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种种帮助和鼓励，这本集子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没有他，我这时节也许照《自传》上所说到的那两条路选了较方便的一条，不到北平市去做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

其中特别提到徐志摩，那份知遇和感恩的心情，表现得再明白没有了。从实际看，徐志摩对于沈从文的支持帮助，也当得起沈从文的这番肺腑之言。

由此结下的友谊，在他们之间还一直在延续。1927年后，随着中国政局发生变化，政治中心向南转移，上海日渐成了中国文化繁荣之地。沈从文常发表文章的几家报刊，有的迁往了上海；出版他两本集子的“北新”和“新月”书店，也先后迁往上海；在上海享有盛誉的《小说月报》，也开始接纳沈从文的作品……这诸多因素使得沈从文决定离开北平，前往上海求发展。这成了他生活的又一大转折。

到了上海后，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联手，办过刊物，搞过出版，可最终没有获得成功，还欠下的一堆债务。为摆脱困境，他们决定分头寻找出路。此时，徐志摩又对沈从文伸出友谊之手。1928年，当沈从文在上海为生活挣扎时，徐志摩曾给他写信：“还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可沈从文没有回北京，而觉得卖文没有了出路，又想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跟刘海粟学绘画。徐志摩听到他的打算，不同意：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此时，胡适正在上海中国公学担任校长，由于徐志摩的推荐，他便将这个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聘请到中国公学来担任讲师，主讲大学一年级“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当然，胡适的决定也并非完全为了人情，这与他想改造中文教学只偏重古典，只研究理论的观念有关。他想通过有文学创作经验的老师，来提高学生对创作的感性认识和兴趣。在后来的日记里，胡适还有这样一段话：

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见侃如夫妇（按：即陆侃如、冯沅君）皆不看重学生试作文艺，始觉此风气之偏。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见1934年2月14日日记）

沈从文后来这样说：“这个大胆的尝试（按：即启用小说家任教）可说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按：胡适的第一本诗集名《尝试集》）……”

在中公，沈从文寻到了自己的爱人张兆和。他们的浪漫故事已广为人们所知，此不赘述。不久，胡适由于试图干预政治，受到当局挤压，被迫辞去校长职务。沈从文随即也跟着离开。经胡适、陈西滢努力，沈从文去往武汉大学任教。不久，为救援被捕的胡也频，接下又陪丁玲送孩子回湖南老家，沈从文耽误了武汉大学的课程，便不回去，又呆在了上海。湖南之行，沈从文还从徐志摩那里借了一笔钱，作为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