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克：90年代的理想与诗歌

2012年02月20日 11:40
来源：凤凰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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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克：写诗得有孤独的环境得有吃有喝

凤凰网：90年代你去国外，发现名气似乎比国外大，有学者专门研究你为了写论文拿到博士学位。那十年间你主要做了些什么？

芒克：90年代是改革开放了，但还没到现在这个份上。90年代初期我的一些诗人朋友都出国了，因为种种原因我没能出去，1992年我才出去。1992年6月，我参加荷兰鹿特丹诗歌节，9月，我又去参加澳大利亚墨尔本艺术节。整个90年代，我一看有机会被邀请，就出国去做文化交流，在心情上，完全不想写诗。

一直熬到2000年我又稍微写了点诗，出了一本诗集，叫《今天是哪一天》。确实，我觉得写诗，一是你得有这种孤独的环境，整天乱哄哄的你写什么？第二，你还真得有吃有喝。像我们尤其是有了更小的孩子，你得为生活奔跑。现在我选择画画的原因是得养家糊口。

凤凰网：在整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文人下海，经济浪潮的涌起，当时作为一个诗人，你的心态是怎样的？有没有一些困惑和迷茫？

芒克：那有什么迷茫的？我本身就向往新鲜。我们争取自身最大的自由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在各个方面都比较开放。对于90年代的改革开放我太适应了。我觉得那是好事。现在比以前要更开放，你想出版可以出版，你想出国可以出国，你想干嘛可以干嘛。基本上还可以做你比较想做的事情。生活物质上也比以前富足。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凤凰网：您提到说西方浪潮涌入、中国开放是您所认同的；但是您又说对写诗创作心灰意冷。这两者不是矛盾的吗？

芒克：写诗跟现实没什么关系，写诗是很自我的一种行为，属于自己。写诗不属于社会。

芒克：《今天》解散后除我外许多诗人进作协

凤凰网：70年代活跃于地下诗坛的食指、多多、芒克，与八十年代成长并活跃起来的如诗人柏桦《左边》上提到的那些人，甚至是成名于80年代的海子、西川、戈麦、清平、西渡等，有什么交流？你们的异同点在哪里？你们共同在90年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和创作状态？

芒克：1978年我和北岛办《今天》杂志，虽然目的就是为了写诗，但是还跟作贼似的，不敢给人家看。我们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点写作自由、言论自由。现在北岛满世界乱跑，我们俩没联系。最近就是2008年12月《今天》成立30周年在香港和他见了一面。上次见面在日本，那时是《今天》成立二十周年，我们才一块到日本见面。

1998年《今天》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北京不让办了，我们没办法，日本的《朝日新闻》邀请我们过去办，所以北岛和我都去了。当时日本很多诗人都来捧场，行成了一场非常盛大、好几百人的朗诵会。根子从20岁之前写完了几首长诗，到现在我们还知道他在写，但是谁也没看过他的作品。多多很勤奋，一直在坚持写。他是六七十年代发出声的，主要是60年代写的多。90年代我们老是各国邀请，去参加什么艺术节、诗歌节，到处跑遍了。各个国家给你路费管吃管住，还有出场费，有的地方还有稿费，当时我也就忙这个了，没功夫写诗。

关于顾城，1992年，我们有机会在荷兰一见，并共同参加了“鹿特丹国际诗歌节”。那届诗歌节以中国诗人为主，我记得还有北岛、杨炼、多多、翟永明和王家新等人参加了，我们还见到了张枣。

顾城总是头戴一顶用牛仔裤裤腿制做的帽子出现在各种场合。我觉得很晦气，老叫他扔掉，可他说这帽子是他的烟筒，他有气就能从那里冒跑了。有一天还差点跟别人打起来。

1993年2月我们又在德国一同参加“柏林艺术节”。顾城当时就住在柏林，他是被德国一个基金会邀请去住一年的中国作家。组委会的人希望我能住在顾城那里，这样我的那笔用在饭店的钱就可以省下来帮助顾城。我们常常喝酒聊天到很晚，顾城话很少，也不喝酒，不过也没有不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