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跨越两个世纪的诗人歌德
歌德一生跨两个世纪,正当欧洲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封建制度的日趋崩溃,革命力量的不断高涨,促使歌德不断接受先进思潮的影响,从而加深自己对于社会的认识,创作出当代最优秀的文艺作品。
生平经历
歌德1749年8月28日出生于法兰克福镇(位于现在的黑森州)的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曾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法律,也曾短时期当过律师。他年轻时曾经梦想成为画家,在绘画的同时他也开始了文学创作。但是在他看到意大利著名画家的作品时,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与那些大师相提并论,于是开始专注于文学创作。1775--1786年他为改良现实社会,应聘到魏玛公国做官,但一事无成。1786年6月他前往意大利,专心研究自然科学,从事绘画和文学创作。1788年回到魏玛后任剧院监督。
歌德是德国狂飙运动的主将。他的作品充满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反叛精神,在诗歌、戏剧、散文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主要作品有剧本《葛兹·冯·伯里欣根》、中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未完成的诗剧《普罗米修斯》和诗剧《浮士德》的雏形《原<浮士德>》,此外还写了许多抒情诗和评论文章。
歌德在魏玛市的最初十年,歌德埋头事务,很少创作。到意大利后,他陆续完成了早已开始的一些作品,写出了《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亚》和《哀格蒙特》等作品,也写了《塔索》和《浮士德》部分章节。
歌德晚年的创作极其丰富,重要的如自传性作品《诗与真》、《意大利游记》、长篇小说《亲和力》和《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抒情诗集《西方和东方的合集》,逝世前不久,又完成了《浮士德》第二部。这些作品表现了歌德重视实践、肯定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思想,说明他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比前一时期有所增长。 《浮士德》第二部的完成尤其突出的表现了歌德晚年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新发展。
1832年3月22日,歌德病逝。他的临终遗言是:“给我更多的灯吧。”,这体现了他作为大文豪的乐观精神。歌德是德国民族文学的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创作把德国文学提高到全欧的先进水平,并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童年家庭经历
在歌德的心目中,父亲是严厉的,严肃的。歌德的母亲用不同于父亲的那种温柔体贴的母爱安抚、保护、激励着歌德,促使他愉快地、始终如一地对学习怀有浓厚的兴趣,并竭力培养歌德掌握对于文学的正确理解能力。
歌德小时候,母亲常常把他放在自己的膝头,讲述各种各样有趣的故事给他听。母亲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语汇也十分丰富。歌德常常听得如醉如痴。也许正是继承了母亲的这种才能,歌德在自己的朋友中间,总是以知晓各种趣味横生的笑话而著名。歌德成年以后,母亲仍是他与之共同探讨创作的伙伴。同时,母亲还起着激发他创作热情的作用。对于儿子的作品,母亲是凡有必读,并总能给予恰如其分的评论。歌德深有感触地说:“从父亲那里,我得到一付强壮的体魄和做一个正直人的人生观,从母亲那儿,则继承了她乐观的性格和对于语言的表达能力。”
“美丽的怪物”
早在莱比锡求学期间,歌德就接触到了莎士比亚。他最早接触的是《莎翁选粹》,歌德后来一直认为这是他生平最快乐的时期。 莎士比亚的剧作,使歌德的精神视野大为展开,它让他感到有一个重大的题材要写,而且这题材又不能在狭隘的舞台上以及只适合于一出简单戏剧的短暂时间中演出。
在阅读了出版于1731年的《葛兹自传》之后,他在这个骑士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人物。他决定将有关材料重新作历史性的处理,同时又欲充分发挥个人的艺术想象力,从而使戏剧在形式上能够超越舞台的限制,且力求使情节生动鲜活起来。
《葛兹》完成后,歌德找到好友默尔克,让他看了看稿子。默尔克很赞赏,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年底,歌德又把它寄给了赫尔德,后者给他提出了一些较苛刻的意见。于是,歌德又对剧作进行了修改(基本上是重写一遍),改写本于1733年完成。
改写本《葛兹》更为深刻地揭示出了剧中主要人物的内心冲突,着重刻画了骑士葛兹的自救者形象,而不是像初稿那样着重描写被压迫农民自发的强大斗争。这部作品一面世,立即轰动了德国,成为文坛上的一件大小,并引起广泛而巨大的反响。魏兰特则撰文说它是一个“美丽的怪物,”进而指出:“要是我们有更多这样的怪物就好了。”
《赛森海姆之歌》
歌德从赫尔德那儿得到的教诲是深刻的。正是这位赫尔德,给他揭示了诗歌领域一个新的世界——民歌。赫尔德曾广泛搜集、发掘民间文学宝库,并于1778年和1779年出版了《各民族人民的声音》一书。受着赫尔德的影响和鼓励,歌德也开始在斯特拉斯堡周围一带进行民歌搜集活动。同民歌的接触,使歌德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这一时期的抒情诗的创作为他日后成为一个伟大的德国诗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赛森海姆之游与《赛森海姆之歌》。
在诗中,他打破惯例,直接向读者直抒胸臆;他用的是阶梯式结构:在赞美了春天、生机勃勃繁花似锦的大自然之后,诗人祈求爱情,它作为至高无上的法则,证明了大自然“自强不息”。他针对德国市民的恋爱生活和婚姻生活的那种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不合时代潮流的准则发出了爱情至上的呼声,宣布相爱者在道德上是平等的,同时指出了这种恋爱关系的社会意义。把颂诗的结构和民歌的形式融合成一种新的抒情诗体,这种情况在德国诗歌中还从未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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