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那个诗歌吟唱的

2011年11月28日 11:23
来源：长沙晚报 作者：任大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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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第九次文代会、第八次作代会的湖南代表们已于日前陆续返湘；肩负着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使命，他们激情满怀。他们中不少人原来以诗而名，因为诗歌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回首30年前全民追捧诗歌的日子，当年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们在感叹中不无留恋——

彭燕郊先生研究者龚旭东。

诗人胡述斌。

年轻诗人远人。

新乡土诗派诗人彭国梁。

在春天的岳麓山下，校园内的钢板上咔咔嗒嗒诗行在歌唱

1979年，龚旭东正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师院（即今天的湖南师大）读书。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夜晚的煤油灯下（当时经常停电），为一首首诗歌的流传和流行，刻着钢板，咔咔嗒嗒的声音，就像春天的诗行，在蜡纸钢板上发出歌唱。他还记得油墨芳香的气味，记得用油滚子一滚，一张油印纸就出现了。

当时，绝大多数的诗作，并非都能在刊物和报纸上发表，很多好的诗歌，是通过手抄、用复写纸复写、油印、打印等完成。复印机直到1980年代末期才开始在校园内出现。

当年的这种传播方式、传播途径、覆盖程度，到底是怎样的，尚待调查。但龚旭东认为这种传阅力，可能要比今天人们想像的要更广更大。

其时彭燕郊老师的不少好诗，就是通过手抄、复写、油印，在校园和社会上不断传播。龚旭东在编《彭燕郊文集》时，就看到不少外地朋友提供来油印、复写的彭燕郊写于1980年代的诗作。

在他看来，当年这种手写的原始传播方式比今天的复印和电脑打印更加纯粹，这完全出于精神上的需要，通过手抄，那种阅读的快感、审美的感受，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感受和理解的。

杨亚杰在1980年代就读过不少彭燕郊的诗作，这样的诗作，来自庄宗伟的手抄，杨亚杰又再次抄录，转往其他朋友处。一次又一次传播，现在常德不少诗人的手上就藏有诗人彭燕郊当年诗作的油印稿、打印稿及手抄稿。

那时候 ，湖南师院中文系各年级之间，各系之间有朗诵会，岳麓山下财院、中南矿冶学院、湖南大学的学生，甚至是湘潭大学等外地学校的学生也纷纷奔向湖南师院，进行诗歌的交流和吟诵。就在某次朗诵会上，龚旭东听到长沙诗人徐晓鹤登台朗诵彭燕郊的新诗作《陈爱莲》，一时大受感染。

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七月派”诗人彭燕郊获得解放，开始了他的令人瞩目的诗歌新创作。彭燕郊成为1980年代中国新诗潮最早的“归来者”诗群中的主将之一。归来者诗群是早于1980年代朦胧诗派的一个新诗群体。作者是“反右”或“文革”的受迫害者，文革结束后，他们重新登上诗坛。艾青、公刘、流沙河、彭燕郊等都是归来派的主角。

在海南炒地皮的热潮中，江堤独自一人搬着桌子到海边写诗

除了诗歌的传播是奇特的，1980年代诗人的写作也充满一种诗性的光辉。

在1980年代的诗歌流派中，湖南如果有一个诗派值得一提，这一定会是新乡土诗派。新乡土诗派扛大旗者，为江堤、彭国梁、陈惠芳等人。

彭国梁说，1980年代的诗人，其实在生活上、经济上相对贫穷，但精神极度丰富，充满理想的浪漫主义精神。

那时，文学可使人发疯、发狂。彭国梁告诉记者，他那时在营盘街旁的五堆子租了几平方米的房子，满脑子是诗，不为票子发愁。

他记得有一回，江堤和学校里的两位志同道合者伍继延和萧春沅，骑着自行车从长沙沿湘江往南跑很远很远的地方，想要去溯湘江之源。三人骑单车沿湘江走了二十几天，回来时，江堤写出一本诗集。“现在极少有这样的人了，为诗歌发了疯，为诗歌发了狂。”

即使进入了1990年代，江堤还保留着他在1980年代养成的那腔诗人的赤子之情。当年海南房地产大热，别人炒房炒地，满脑壳房子和票子，江堤从湖南来到海南的朋友家，他只是独自扛着一张桌子，搬到大海沙滩上，在离大海最近的滩头写诗，浪花一浪一浪翻滚过来，把桌子上的稿纸打湿，把桌子打翻……

在1980年代，彭国梁他们经常为诗发着狂，大家志同道合，组成新乡土诗派。曾经，他和江堤、陈惠芳、刘清华就因为写诗露宿岳麓山顶云麓宫旁的小亭子，那一夜伴着松声吟了不少诗。

彭国梁那时常常过河，去找岳麓书院的江堤，他们互相出诗题，作同题诗，趴在岳麓书院一口古井旁一间屋子的小桌上写作。

他们一起去凤凰，那次远行最让江堤激动的事情是，他们找到沈从文的旧居，江堤趴在沈从文用过的书桌上写诗。

他们还乘船跑到安乡，在油菜花地里写诗，一写就是半个月。他们写得最多的是同题诗，以此提高对文字的感悟能力。他们都写了不少组诗。

1980年代锻造了一些诗人的纯粹诗魂，当年很多人都做着文学的诗歌梦，很多人都有过抄诗、背诗的美好岁月，舒婷、北岛、顾城的不少美好诗句至今仍影响一代人的前行。

诗人声音

警惕诗歌泡沫和诗歌混混

文/任大猛

对于1980年代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有其他看法，青年诗人，省作协《文学界》编辑远人认为：应当警惕诗歌大繁荣里蕴藏的诗歌泡沫，同时也要防止与诗歌泡沫相伴而生的诗歌混混，它们对诗歌真正的繁荣和发展会带来伤害。

1980年代诗歌吹起了巨大的泡沫

1980年代确实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但人人写诗、人人读诗，也吹起一个巨大的精神的泡沫。青年诗人、《文学界》编辑远人语出惊人。

远人说，1986年他在长沙一所中学读高中，高中生的他已开始写诗读诗，那时，每个人的身边都有一个或一堆激动的诗人。

他说，当时长沙的诗歌氛围相当好，在1980年代的《星星诗刊》上，他看到长沙坡子街39号诗歌书屋打的广告。这是全国惟一一家专卖诗歌的书屋。那时，湖南文艺社在弘征的主编下还出版有《青春诗历》。这一《青春诗历》，一直发行了六七年，年年都成为热点，发行的数量惊人。

远人说，因为写诗，他获得过不少“利益”。第一次写诗，是班级举行诗歌朗诵会。远人趴在课桌上写了一首诗，上台朗诵，并说明是自己写的诗，得到班主任表扬，虚荣心大涨。于是开始疯狂写诗，一天能写出十几首诗。不到半年，已写满30个笔记本的诗。

远人说，1980年代就是一个诗歌的巨大气场，整个时代都被一种诗歌的气场影响者。他在老长沙晚报社旁的水风井邮政报刊亭购买。《新星诗刊》、《诗刊》、《诗林》、《诗歌报》等。后来他订了《诗歌报》。

远人说，他现在回头看1980年代诗歌，觉得有不少诗人是在一窝蜂模仿，能够发出自己独特声音的十分罕见。在当时，在1980年代，他尚不知如何沙里挑金，但他现在知道，1980年代的大多数诗歌， 并无法让自己形成汉诗的标准。

看到泡沫的消亡最明显的是老诗人彭燕郊在1986年开始编《国际诗坛》，当时采取以书代刊的形式，先由漓江出版社，第一册印了17000册，1988年由湖南人出版社接过来，改名《现代世界诗坛》，到1989年8月出第二期，印数只有1870册了。进入1980年代的尾巴，诗歌的泡沫在破碎。诗歌泡沫过多，到最后必定破。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远人称，诗歌是不应该给诗人带来一些社会利益和物质利益的，它是精神领域的东西，它只该得到他应该所得的。一个热爱诗歌、关注诗歌的人，会永远热爱诗歌和关注诗歌，只在诗歌热潮时，关注和热爱诗歌，这是虚假的关注。1980年代的诗歌是喧哗的，现在是沉静的。沉静的诗歌年代，反而才是正常的。

今天的诗会是“诗歌混混”的交际场

“至少对我来说，这几年，我一直在谢绝一切诗歌活动。”远人说。

远人说他认识全国不少较纯粹的诗人，他们和他一样都不太热衷诗歌活动，诗歌活动制造了很多“诗歌混混”。

这种诗歌混混，对于诗歌的发展没有好的作用的，只会起负作用。早几年，他会主动参与到朋友在长沙举办的一些诗歌朗诵会。这些诗歌朗诵会今天还在长沙举行。

初衷是想尝试让长沙的诗歌出现一些另外的声音，诗歌朗诵会本身就是诗歌的一种传统，但远人发现这种传统在今天并不能很好的继承。现在举办一个诗歌朗诵会，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为什么不能达到，与现代诗歌本身有关系。现代诗歌要求诗歌及诗人沉静，稍不留神，沉静就会变成浮躁，而浮躁对今天诗歌诗人来说，肯定是致命伤。

现在一些朗诵会和诗歌研讨会，并非讲其不好，而是都已经变成和诗歌无关的东西。诗歌研讨会一般变成拿红包的表扬会，基本上看不到严肃的诗歌批评。多数是庸俗的表扬与自我表扬，互相吹捧，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和研讨。而朗诵会，大多数时候变成舞台走秀。虽然诗歌的确需要交流，但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早就是凤毛麟角，可遇不可求。

现在越来越多的诗歌活动，作秀的成分越来越大，在商业的推手下，大都怀抱与诗歌本身无关的目的，甚至是不良目的。比如为房地产商吹捧，尤其是一些赚了钱的人，想介入文字，发现诗歌是“进入门槛最低”，且易糊弄人的文学样式，当然诗歌同时也是文学的桂冠，但好的诗歌，永远是罕有的。

诗歌混混在诗歌活动上频频出现， 这些诗歌混混进入诗歌活动的领域，有的是混职称，有的混泡妞，有的混名声，有的混脸熟，甚至有人在诗歌朗诵会上脱裤子，这就是一种堕落。长沙也有不少诗歌混混。

诗歌的繁荣和发展，需要社会关注，但也要激浊扬清，保持适度的警惕，要求良性的发展，而不是吹起一个大泡泡，不是在舞台上只见一群诗歌混混在狂欢。

1980年代的故事：诗歌拍翅飞舞

文/任大猛

湖南曾有诗人数量巨大的“归来者诗群”

诗歌，这只青春小鸟，已拍翅从1980年代飞走了。

它在1970年代末期飞来时，首先降落在一批从“文革”废墟中“归来者”的头顶，彭燕郊、未央、于沙、弘征、杨里昂、汪承栋、郑玲、昌耀、黄起衰、骆之、吴奔星等等，都在“文革”前就有诗歌发表，在打倒“四人帮”后重新焕发激情，他们属于“归来者”的诗群。

“青春诗会”教父王燕生为刘波惋惜

诗歌这只青春的小鸟，曾在一个叫“青春诗会”的地方宛转歌唱，它的歌声，让全国的文学爱好者瞩目参加了青春诗会的诗人。

1980年开始，全国性诗歌刊物《诗刊》召集“青年诗作创作学习会”，因第一届诗会结束后，《诗刊》为与会作者刊发名为“青春诗会”的专号，故这一会议称为“青春诗会”。有幸被邀参加“青春诗会”的第一至第六届年轻诗人，必定是当时具有全国诗歌影响力的诗人。

长沙参加第一届青春诗会的诗人为徐晓鹤，第二届青春诗会的有刘犁，参加第四届青春诗会的为株洲刘波。

《诗刊》编辑王燕生，1977年从长沙调往《诗刊》后，发掘了大批年轻诗人，并与邵燕祥一同组织了第一届“青春诗会”，故王燕生被称为“青春诗会”的教父。

王燕生在追忆“青春诗会”的年轻人时，曾特别提到“像刘波这样的诗人，当时说不写诗，就不写了，那时他处在创作的巅峰时期啊，那时，我替他惋惜，他给我写信他发明了一种磁性乳罩，还申请了专利，准备下海经商，后来他发财了……但是现在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诗歌导报》与新乡土诗派

1985年，中国新诗“哗变”，1986年，更进入一个社团林立、群雄纷争、流派纷呈、变革迭起的“大摇滚”时代。1980年代新乡土诗派重要诗人胡述斌说。

据统计，当时全国有2000余诗社，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各种诗人评选活动如火如荼展开，如《星星》诗刊发起“我最喜爱的10位当代中青年诗人”活动，舒婷、北岛、傅天琳、杨牧、顾城、李钢、杨炼、叶延滨、江河、叶文福10人当选。最引人关注的事件，无疑是《诗歌报》、《深圳青年报》联合主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1986年10月21日至24日，两报先后刊出了总计7个版、64个流派、100多位诗人、13万余字的诗歌作品与宣言。

但是，能够在诗歌史上留下印迹的诗人和诗派却是不多的。以1986年的现代诗群体大展为例，很多人是为了参加这个大展，便宣告成立一个流派，但大展一结束，流派就销声匿迹了。湖南也有胡强和谌林两个诗人参加，他们分别是代表裂变诗派和悲愤诗派参加大展，但这两个诗派也是昙花一现。胡述斌说。

“面对狂乱的现代诗潮，任何一位诗人都是不可能平静的，弄潮抑或呛水，高呼抑或轻叹，好像诗人都成了杰出的演员。‘第三代诗人’、‘先锋诗人’、‘前卫诗人’、‘实验诗人’，诸如此类的响当当的招牌在诗坛上穿梭不停。久而久之，读者也就生起厌来。加上这几年，哗众取宠的‘诗派’不少，玩文字游戏的不少。故而，现代诗潮陷入一种困境，一种人为的、也不足为奇的困境。”（陈惠芳《现代诗潮的重大回归》）

“一群困兽般的现代派诗人，从搏斗后的黎明中醒来，顾怜着被城市之火烧焦的身影，抚摸着一条条用魔火般的霓虹灯交汇而成的伤痕。他们感到四周都是墙壁，他们开始参拜夕阳，参拜夕阳下那些遗忘过的庄园和童话。”（行人《中国新乡土诗现象沉思录——寻找童话》）这就是“新乡土诗”及“新乡土诗派”产生的背景。

“新乡土诗”的概念是由湖南青年诗人江堤、彭国梁、陈惠芳于1987年提出。1988年，因特殊机缘，胡述斌认识了于沙先生，经于沙介绍，结识邢立新，他手里办有一份《青年文学报》，几经往来，趣味相投，胡述斌等人决定新创办一份诗报，并把目光集中在当时还只初露端倪的“新乡土诗”上，诗报定名《诗歌导报》。

《诗歌导报》编务工作主要是由胡述斌、陈刚、周国清、周正良，还有前期的杨林负责。那时胡述斌是武警长沙指挥学校的一名排级干部，陈刚是武警湖南消防总队的志愿兵（现在叫士官）， 周国清是湖南省军区独立连文书，周正良是湖南省军区通讯连某班班长。1989年末，在湖南，在冬天，胡述斌掏出准备结婚的三年积蓄900元钱全部用于《诗歌导报》第一期的印刷费，邢立新掏出准备为儿子买牛奶的硬币，终于，全国第一张融诗、影、画为一体的对开大报《诗歌导报》诞生。这张高举“新乡土诗派”的《诗歌导报》一时在全国产生强烈震动，诗报前后近三年，出刊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