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诗人海因里希·海涅
在个人生活方面,由于初恋情人阿玛莉在一八二一年八月嫁给了一个有钱的地主,诗人遭受了巨大的心灵创痛。而在一年多以后的一八二三年五月,他在汉堡又邂逅阿玛莉的妹妹特莱萨,再次坠入爱河,经受了恋爱和失恋的痛苦。这样一些不幸的经历,都明显地反映在了他早年的抒情诗中。
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见识的提高,海涅的文学创作也开始走向成熟,不但题材和体裁变得丰富多彩了,思想也更加深刻。特别是一八二四年,他从大学城哥廷根出发往东北行,徒步漫游了哈尔茨山及其周围地区,一路上尽情饱览自然风光,细心观察世态民情,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哈尔茨山游记》,为自己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随后的四五年,他又写了大量的游记和散文作品。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海涅事实上已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游记的写作上,因为在他看来,那搜集了他早年那些优美而感伤的爱情诗的《诗歌集》,只是一条“无害的商船”,而从《哈尔茨山游记》开始的游记作品,却是一艘艘装备着许多门大炮的“战舰”(见一八二七年十月三十日致摩西·摩色尔的信)。无论是旅居北海之滨的诺德尼岛,或是在畅游南方的文明古国意大利途中,他都专注而细心地建造这样的“炮舰”。
在1821至1830年期间,海涅曾到德国各地和波兰、英国、意大利旅行。1822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次年又出版“悲剧—抒情插曲”。1827年他把早期抒情诗汇集在一起出版,题名“歌集”,引起轰动,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这期间,他还创作了“哈尔茨山游记”等散文作品,也引起巨大反响。海涅这个时期的抒情诗和游记,大多抒写他个人的经历、感受、憧憬,感情真挚,语言优美,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
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海涅深受鼓舞,决定前往巴黎。在这儿他结识了大仲马、贝朗瑞、乔治·桑、巴尔扎克、雨果等作家和李斯特、肖邦等音乐家,并与空想主义者圣西门的信徒交往,也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这时期他写了“论德国宗教和的历史”(1835)和“论浪漫派”(1836)两本著作。为了和激进派诗人内容空洞的“倾向诗”进行斗争,他写了长诗“阿塔·特罗尔,一个仲夏夜的梦”(1843)。1843年底,海涅和马克思在巴黎结识。这个时期,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他发表了“新诗集”(1844),其中包括一部分以“时代的诗”命名的政治诗,和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这些诗歌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两方面都取得很高的成就,成为1848年革命前夕时代的最强音。
海涅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忍受瘫痪的痛苦,在“床褥墓穴”用口授方式创作了许多优秀诗篇,其中包括“罗曼采罗”(1851)、“1853至1854年诗集”和一些遗诗。这些中虽有悲愤忧郁之作,但大多数仍充满战斗的豪情、对祖国和人类的未来具有坚定的信心。1856年2月17日,海涅在巴黎逝世,葬于蒙马特公墓。在巴黎这个革命中心和国际文化大都会,海涅结识了巴尔扎克、仲马、维克多·雨果和乔治·桑等法国大作家,以及肖邦、李斯特、柏辽兹等著名的音乐家和艺术家,经常有机会参加各种文艺聚会,观看演出和参观美术展览,过着紧张而充实的生活,眼界进一步地开阔了,思想也进一步地活跃起来。在随后的十多年里,他虽也继续诗歌创作,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却用于为德国国内的报刊撰写通讯和时事评论,及时而又如实地报道法国和巴黎的各方面情况,想让法兰西革命的灿烂阳光去驱散笼罩着封建分裂的德意志帝国的浓浓黑暗,让资产阶级进步意识形态的熏风去冲淡弥漫在那儿的陈腐之气,于是产生了《法兰西现状》、《论法国画家》、《论法国戏剧》以及《路台齐亚》等一大批报道和文论。与此同时,他也向法国读者介绍德国的宗教、历史、文化、哲学以及社会政治现状,写成了《论浪漫派》、《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等重要论著,帮助法国人民对德国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比较深刻的认识。这样,海涅便开始了他写作生涯更紧密地联系现实和富有革命精神的第三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除去时评和文论,海涅还发表了小说《施纳波勒沃普斯基回忆录》、《佛罗伦萨之夜》和《巴哈拉赫的法学教师》。只可惜这些作品全都是一些片断,而诗歌创作也几乎陷于停顿。这大概是因为时事过于动荡,诗人已无法静下心来从事纯文学的创作,拿德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弗朗茨·梅林的话来说就是:“海涅在三十年代极其严肃地对待他的‘使徒的职责’和‘护民官’的任务,因而他的诗歌创作就退居相当次要的地位了。”这意味着,海涅把自己革命战士的职责看得比他诗人的成就和荣誉还重,然而也多亏如此,他才得以充分展示在游记作品里已初露锋芒的社会观察家和批评家的才华,让后世能一睹其博大深邃的思想家和英勇善战、坚强不屈的战士的风采。
一八四四年,海涅在巴黎遇见马克思,与这位比自己年轻的革命家及其周围的同志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受到了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影响。这一年十一月,诗人在流亡十三年后第一次短时间回祖国探望母亲,心情异常激动,以致一到边界心脏就“跳动得更加强烈,泪水也开始往下滴”。待到发现德国封建、落后的状况依旧,诗人更加悲愤难抑,于是怀着沉痛的心情写成了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在诗里,他不仅痛斥和鞭笞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而且发出了“要在大地上建立起天上的王国”的号召。这部作品与合在一起出版的《新诗集》,也和前面提到的那些时评和文论一样,都具有紧密联系社会现实、有力针砭时弊和富有革命精神的特点。也就难怪恩格斯会兴奋地宣告“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公开承认了他乃是一名革命战士。
进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特别是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写作成功以后,海涅的诗歌之泉在干涸了近十年后又迅速而激越地流淌、喷涌起来,从而开始了他文学生涯的第四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他写了大量如投枪匕首般锋利尖锐的“时事诗”,如被誉为“德国工人阶级的马赛曲”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等等,对各式各样的反动势力进行无情的揭露和讽刺。也就是说,与早年的抒情诗相比,诗人这时的作品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再是抒发个人喜怒哀乐的低吟浅唱,而成了战场上震撼心魄的鼓角和呐喊。可惜的是,在一八四八年法国爆发二月革命,整个欧洲都掀起了革命高潮之际,海涅的诗歌创作又中断了一两年。原因是诗人在年前罹患脊髓痨,到一八四八年已经卧床不起,正苦苦地与死亡进行着抗争。
进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病情稍有缓和,海涅在创作“时事诗”的同时,也写了不少音调沉郁、愤世嫉俗的抒情诗,哀叹自身不幸的命运和遭遇。他身为犹太人而倾向进步和革命,因而长期受到德国政府的迫害。自一八三五年起,他的作品就列入了德国官方的查禁名单,且高踞榜首,新作更难在国内出版,稿费来源几近枯竭。与此同时,叔父所罗门·海涅对他的接济也早已断绝,在流亡中的诗人经济十分拮据,不得已而领取了法国政府发给的救济金。这事在一八四八年被国内的论敌知道了,海涅因此遭到恶毒攻击,再加上生活艰苦辛劳等原因,致使他患的脊髓痨进一步恶化。一八五一年,在妻子玛蒂尔德陪同下,海涅好不容易支撑着病体,最后一次外出参观了卢浮宫博物馆,从此以后便长年地痛苦挣扎在他所谓的“床褥墓穴”中。可是尽管如此,诗人仍然像一位临死仍坚持战斗的战士一样坚持写作,直至一八五六年二月十七日与世长辞。他在逝世前一年为自己的散文集《路台齐亚》法文版撰写的那篇序言,表明这位战士诗人至死不悔,始终忠于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信念和革命理想。
尼采说:
“海涅告诉我什么是诗歌的极致。在数千年人类的众多王国里,我曾徒劳地寻找一种如此甜美又热情奔放的音乐。他拥有那种上帝的恶毒,舍此,我很难想像完美为何物——我以此为标准来度量人类及其种族的价值……然而,他运用德语如何地炉火纯青呀!总有一天人们会说,海涅和我远远不止是德语大师——远远超出所有那些只会使用德语的德国人。”
尼采甚至没说过歌德是“德语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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