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立在诗歌的船头

2011年10月10日 11:02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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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

　　□蓝蓝

　　八月初的上午，沿着蓝色的是梅拉伦湖慢慢走向高地的时候，诗人李笠指着一幢楼房的五楼窗口对我说：“那就是托马斯家。”

　　一团火红的天竺葵在窗口燃烧着。

　　莫妮卡站在门口迎接我们。这位陪伴特兰斯特勒默大半生的女士，优雅，谦和，我不知道诗人在这张美丽的脸庞里寻找过多少诗句。接着，在穿过一道幽暗的走廊后，我看到了他。

　　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坐在沙发上，看到我们进来，便颤巍巍努力地站起身，就像那年迈的船长：

　　“没有雪的日子，海/是山的亲戚，披着灰色的羽毛起伏……”。但是，白雪已经落满了他的头顶。十九年前的那场中风，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他几乎无法清晰地说话，那些从嘴里吐出来的音节，被与他相濡以沫的莫妮卡翻译成了亲切的话语，接着又被李笠再翻译成我们能够听得懂的汉语。

　　他有一双湛蓝的、会说话的眼睛。那是一双诗人的眼睛。

　　他用这双眼睛和我们交流，用嘴角温和的微笑，用表情和眼神，告诉我们那眸子后面深藏的秘密。东方诗人的民歌声，唤起了他的喜悦。莫妮卡惊喜地告诉我们：他要为我们弹奏钢琴，用他唯一能够活动的左手！

　　埃利格尔，俄罗斯作曲家，他的朋友，专门为诗人创作了单手钢琴曲。有一瞬间，白桦林中树叶的瑟瑟声、山涧溪水的流淌声在他的书房里充盈。

　　诗人们静静坐在椅子上，看着他微微晃动的肩头，和那一只老人的左手。

　　另一只曾写下过诗篇的右手，搁在他的胸前，再不能动。

　　可是，他依然能用左手弹奏音乐，就像远航归来的老船，用它的破桅杆、撕裂的船帆，给我们讲述着大海和风暴，也讲述着月夜和曙光初升的黎明。

　　托马斯为我们每个人在他的诗集上签名，抖颤着，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名字。我们面对看不懂的瑞典文，猜测着里面在哪一行起伏着海浪，在哪一行突然响起了夜莺在汉语中的回声。

　　他再也不能像北岛曾经看到过的那样，可以伸手触摸长城上的城垛，可以迈开大步，自由地走上街头。但我们都知道，他跟他的当过领航员的外祖父一样，还站立在诗歌的船头，还在现实的风浪里捕捉着闪闪发亮的想象力的鱼群。

　　他几乎成了一个沉默的人，即便是在莫妮卡亲手操持的家宴上。

　　当我们走下楼梯，北欧午后的阳光照在梅拉伦湖粼粼的细浪上，也照在我们身后五楼阳台那一团燃烧的天竺葵上。

　　一周后，当我们从波罗的海最大、最美丽的岛屿歌特兰返回斯德哥尔摩，我们再次见到了托马斯和忠诚并须臾不离他身边的莫妮卡。

　　来自中国、瑞典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诗人们，聚集在李笠家的花园中。烧烤燃起的烟弥漫在苹果树之间。孩子们在荡秋千，诗人们在一棵松树下朗诵诗歌。坐在轮椅上的托马斯静静地听着，眼睛若有所思地注视着慢慢开始变暗的树阴，已经开始凋敝的花楸树。

　　每一样被他的视野收入的事物，都可能成为诗篇：树叶，小路，出租车，飞鸟和铁桥！

　　那年他七十八岁，离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有两年。

　　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希望这顶桂冠早日戴在他的头顶。难道真的像沃尔科特说的那样，正因为他是瑞典人，瑞典皇家文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更要避嫌？

　　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布罗茨基诚实地说：“我偷过他的意象。”这应该是诗人向自己的同行表示最大敬意的方式了。

　　没有哪位诗人是为了获奖而写诗。这一点，我知道。诗人王小妮得知托马斯获奖后说：“无限自由的想象大获全胜。”

　　那天，我在厨房看到，温和的托马斯松开莫妮卡的手，执拗地一个人挪进了卫生间。我看到老人再次推开门时，他那没有掖好的衬衣的一角，没有扣好的腰带。

　　他坐回桌旁，依然深沉安宁，就像他诗中那位历经沧桑的船长。

　　回到中国后，我再次打开他的诗集，我读，身边的大地沉寂无声。

　　那些句子落在我四周的墙壁上，落在窗外深夜驶过的大货车上，落在远郊秋收后的田野里，落在村庄覆盖了早霜的瓦楞上。它们在向我诉说，那是时间在说话。

　　八十岁的托马斯呢？我不知道此刻的他，是否在密集的闪光灯下，在铺天盖地的祝贺声中，继续微笑和沉默着。

　　我愿意再次把这样的诗句读出来，大声读出来：

　　———那里，唯一的幸存者必须坐在

　　北极光的炉旁，聆听

　　那些被冻死的人的音乐。

　　（船长的故事，李笠译）

　　蓝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