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海啸:“全民诗歌”是对诗歌的消解和削弱
随着“海啸体”诗歌《可爱的中国》走红微博,人们突然意识到,全民诗歌时代来了,并且正在悄然改变诗歌。曾经的听众——小老百姓,正在改变这个中华文化“五千年”的传家宝。《亚太经济时报》上刊载了广东社科院学者郭军《全民诗歌时代:娱乐至死还是向死而生》这篇长文,将“海啸体”与“全民诗歌”混淆起来,仿佛这首诗成了催化诗歌遍地开花的导火索。海啸以为:所谓的“全民诗歌”,其实是虚假的繁荣和一幕幕集体狂欢式语言或者情感的宣泄与娱乐,与诗歌本身并无关联。充其量,也只能代表某些文字背后的“诗意”表述。
诗人海啸曾在《朦胧诗精选》一书的序言《在诗歌中“返乡”》提到:中国新诗至今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可能早就步履蹒跚,或者干脆已命寿终寝。而在漫长的文化河流中,在我们那条以“诗经”涓淌下来,乃至汇集成唐宋元明的汪洋波涛,不足百年的中国新诗,或曰中国现当代诗歌,无疑还是一个呀呀学步的孩子。就是这样一个先天营养不良,堰苗助长的孩子,到了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高速发达的今天,被无端遗弃在“十字”的荒原。但诗歌毕竟是不死的“琥珀”,是我们时代必须葆有的情感动力与精神原乡。如同艾略特所说,诗人与生俱来的任务并非操作美丽的语言,而是透视美丑的根底,观察倦怠、恐怖与荣兴。2008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在巨大的精神创痛下,诗歌曾一度成为我们排遣心忧,缝补伤口的一剂苦药。时隔一年之后,国内有家出版社在北京发布《中国文情报告(2008-2009年)》指出:“汶川大地震引发的网络诗歌风潮,使诗歌这一日见寂寞的文学样式一夜之间回归了民间性和草根性,让一场意外的灾难意外的拯救了中国诗歌”。我姑且不去论证这场“意外”引申为“拯救”的合理性与准确性,不过,我以为,在这里所指的“诗歌”,也就是这场“意外灾难”所拯救的“中国诗歌”,其实是一场狂欢(狂悲)式的集体“无意识”文字表达方式。诗歌再次被推到社会舞台和“集体意志”的前台,进而扮演起心灵“止痛膏”的角色。我的一位挚友,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Colorado School of Mines)教授、诗人西风(当时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对我本人的一篇访谈中,针对他“当代诗歌究竟应该承担什么,不应该(不必要)承担什么?”曾做了一个简要的阐述:“我觉得承载可能更恰当些。承担更侧重于诗歌外的‘重量’,古往今来,中国诗人已承担够多的了。诗歌的写作应该注重于心灵,向‘内’,而不是向‘外’。把诗歌当成武器、工具、教义或准则,都是不正常的,只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疯狂与变态。如果必须要承担,就去承担那些该承担的:光明、梦想和黑夜。”
“在借用网络这一新的载体,重新确定诗歌与人的生命存在之间内在的密切关系,诗歌就依然保留着复兴的火种。因为诗歌早已刻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只是当新诗沿着口水化、庸俗化越走越远,诗歌在读者心目中理想形象瓦解,诗歌才被自己卸掉了权杖,被时代甩在了后面。而‘全民写诗’时代的到来正在创造新的希望,对于新诗而言,只要能做回自己,直面现实,重新完成对大地四季轮回,时代生命细节的叙事,希望就可以变成复兴的现实。”在《全民诗歌时代:娱乐至死还是向死而生》中,不乏作者对于“诗歌复兴”的美好幻想。而当我们面对当前的诗歌现场,正是所谓“全民化”和“娱乐化”对诗歌造成的巨大消解和削弱。海啸称:当大量的“诗歌”成了这个时代的“牛皮癣”,这对诗人埃利蒂斯所说“诗是民族的指纹”是一个多么可笑而又荒唐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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