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谷川俊太郎 廖伟棠 图

谷川在香港朗诵自己的诗作

79岁的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日前受邀参加香港中文大学“国际诗人在香港”活动，在香港的半个多月里，他度过了中国的中秋、国庆两大节日，参加一个个诗歌座谈会，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同时出版了他的诗集《春的临终》。谷川俊太郎与我们印象中的诗人是那么不同，他会很坦率地告诉您，“我写诗就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他也会说，“写诗与我私人感情没有关系。” “都说诗人是艺术家，但我更愿意称自己是手艺人，我是语言的匠人，以此手艺为生。”

出生于1931年的诗人谷川俊太郎是日本战后崛起的一批日本艺术家代表之一，诗人谷川俊太郎、作家大江健三郎、建筑师安藤忠雄、导演宫崎骏等等，他们在各自的艺术领域均取得瞩目的成就。他们目睹战争和死亡，接受日本战败与重新建设，经历经济奇迹以及近二十年的失落。然而，谷川俊太郎又似乎是他们中的一个异类，他会告诉您“我不关心历史”，他是宇宙的存在而不是日本人；他会有点残酷地回答，对战争没有印象，对大轰炸带来的死亡没有恐惧，对日本战败也没有特别感触。这60多年来的历史，在他的诗集中几乎消失了，有的只有对宇宙和大自然的思考、赞美，以及对生活的质朴描述，这使他的诗歌大量进入日本教材，诗集长销至今。不仅与历史、政治绝缘，他漫长的创作生涯也与20世纪此起彼伏的诗歌实验隔离，反而为了谋生创作了无数歌词、剧本、广播剧，中国读者熟悉的《铁臂阿童木》和《哈尔的移动城堡》主题曲歌词均出自他的手。

谷川俊太郎与战后日本历史真的无关，也不见得，至少作为文化人他参与其中。比如，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他是其中的艺术指导，相关纪录片《东京奥林匹克》剧本也是由他写；1970年大阪世博会，他也是艺术指导，同样参与同名纪录片的剧本写作。他以另外一种方式，参与到日本历史之中，尽管他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谷川同样也不是老顽固，他说读诗的人少了也不要太惊讶，因为诗歌中诗情已经广泛存在于广告、漫画、建筑之中，而语言“就是不断变化的，谁也挡不住语言的变化”。

在他自己的 “自画像”《自我介绍》中，他如此描绘自己，有一点自嘲：“我是一个矮个子秃老头/在半个世纪之间/与名词、动词、助词、形容词和问号等一起/磨炼语言生活到今天/说起来我还是喜欢沉默……”

香港中文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从今秋起举办的“国际诗人在香港”，每年邀请两位国际诗人到香港访问两周左右。在诗人访问期间，举办多种形式的诗歌活动，包括朗诵、研讨会、座谈会等。

“我只把诗歌当作商品”

早报：您写诗都有60多年了，那么漫长的创作生涯中，您有厌倦和丧失兴趣的时候吗？

谷川：我从一开始写作就厌倦。我不喜欢写作。

早报：那您是怎么坚持到现在的？

谷川：为了赚钱，养家糊口。写作是我唯一的收入来源。都说诗人是艺术家，但我更愿意称自己是手艺人，以手艺为生。我以写诗为生，就跟木匠、陶匠生活差不多。我是语言的匠人。

早报：很多诗人都把诗歌当作武器使用，那您呢？

谷川：但我恰恰相反，我只是把诗歌当作商品。要是诗歌卖不掉，那我就没办法养活自己。

早报：既然是商品，您的诗歌价格在日本定价是否合理？

谷川：诗歌是没有价格的，我自己不会在诗歌上贴个价格标签。我是一个被动写作者，有人来约稿，我才写诗。当然，约稿的时候，价格就已经定下来了。

早报：您会区别对待约稿写作和自发写作吗？

谷川：从内心来说，约稿或是自发写作，对我是没有区别的。但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所有作品中，90%是约稿的，剩下的一小部分才是自发写的。但就算是自发写作，写诗也不是我情感的表达，我写诗是为了让读者看到，写诗与我私人感情没有关系。

早报：这样对待诗歌，有很多人肯定会很生气。

谷川：那就对了，因为我不想和别人一样。没人主张这么写诗的。

早报：您对诗歌的态度那么特立独行，但您的诗歌本身充满质朴的生活气息，读的时候让我想起的是你们日本品牌“无印良品”。

谷川：与其写诗，更重要的是生活，生活才是具体的，所以我的诗歌让人读起来，离生活还是比较近的。我与生俱来就与社会、世界保持距离。某种程度上，我也不太喜欢人。我所信任的只有大自然。作为自然一部分，女人，我喜欢。而对于历史、政治，我都不感兴趣。以前我还要为了讨生活，拼命赚钱，现在我完全靠诗歌版税就能养活自己了，真的成了无欲的人了。

早报：但是几年前，您还以模仿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形式，宣告了一个您个人版的《世界人权宣言》，这是怎么回事？

谷川：这纯粹出于自己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这里不涉及意识形态，只是普通市民应该说的话。我厌学，讨厌学校、讨厌国家，反对一切体制。某种意义上，我是无政府主义者。

“诗歌下降，诗情增加”

早报：在您的诗歌中，就像其他人评价的那样，您把自己作为宇宙的一分子投身其中，您同意吗？

谷川：是这样的。我是家中独生子，没有兄弟姐妹，与人接触很少。我从少年开始，就不太考虑人与人之间关系，而是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并持续至今。在这么长的人生中，我结婚、离婚，有朋友，要与出版商打交道，但就我个人来说，我与世界的关系就是宇宙。我诗歌中的宇宙感，与我与人之间关系淡薄有关。这是诗人与世界保持的特别关系。

早报：这也是您60多年写作的创作母题吗？

谷川：60年来，我的写作变化非常猛烈，如果说有什么母题的话也是隐藏起来，读者看不到，只在我内心。总的来说，我写诗就是对语言的不信任，自始至终。自己与世界、与宇宙的关系，是我写作隐藏起来的主题。对我来说，语言与自然完全对立。

早报：我想有人会批评您的诗歌太肤浅，不抽象，没有实验性，形式上更没有创新。

谷川：我不认为实验本身会产生好的作品，我自己也会去尝试一些实验性作品，但最后恰恰不是从实验中产生美丽的诗句。我也有抽象的作品，但非常少。我的作品最大特点就是易读耐读。我的愿望是，能有更多人读到我的作品。

早报：您现在完全靠诗歌版税就能舒适生活，这可能是个特例，因为绝大部分诗人都在失去读者与出版市场。

谷川：在日本也是这样。但我想说的是，“诗”这个字用汉字来写，就是语言的“言”加上寺院的“寺”，“诗”这个字在日语里有两个意思，诗作品和诗情。诗作品确实在全世界都下降得很厉害，但是诗情不只在文字写的诗歌中，还存在于广告、建筑、漫画中，诗情在增加。所以，诗歌下降，诗情增加。而且在日本，就算现代诗的读者在下降，但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短歌和俳句已经有广大读者，写的多，读者也多。现代诗与古典诗曾有对立历史，但现在大家是井水不犯河水，不过写古典诗的活得更好。现代诗作品在发表拿了稿费之后就没有收入了，但在日本写俳句的俳人会公开教授写俳句收取学费，收入颇丰。可是有谁会花钱去学现代诗？

“没拿‘阿童木’版税是个拯救”

早报：您也说过，为了生活，您写了大量歌词，现在还写吗？

谷川：我首先是个诗人，不是词人。我60岁以后，光靠诗歌版税就可以轻松地活着，不用再写歌词过活，所以写得很少。我年纪越来越大，写诗反而成为最快乐的事情。

早报：您最近写的歌词包括宫崎骏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主题曲《世界的约定》，能谈谈这次合作吗？

谷川：最初是宫崎骏电影《千与千寻》主题曲演唱者木寸弓来找我，求我为他写一首歌词，歌词主题是关于失恋，但也不是失恋中的不幸。当时还和宫崎骏的电影没有关系。这首歌就收入了木寸弓的新专辑中，这张专辑卖得非常好。宫崎骏非常喜欢我写的那首歌，就希望把这首歌作为《哈尔的移动城堡》主题曲。日本的传统是，电影制作的时候，创作一首跟电影吻合的歌，现在都是电影拍完了，找一首流行的歌做主题曲。所以我的歌与电影完全没有关系。

早报：您创作的《铁臂阿童木》主题曲在中国的1980年代也很受欢迎。这应该是您流传最广的歌词了吧？

谷川：那是一定的。当时来看，这是一部很有趣的作品，现在还有孩子喜欢。

早报：到现在还带来收入吧？

谷川：当时曲子给我之后，我拼命找出和曲吻合的歌词。导演没说要给我多少钱，他很穷，白手起家，所以勉强给我50万日元作为稿费买断，但就拿了一次，后来一分钱没有拿。那时候我调查了一下，《铁臂阿童木》在日本几乎天天播，风靡世界，如果严格按照版权付费的话，当时我每年至少有1亿日元收入。没拿《铁臂阿童木》版税是一个拯救，要是我一直拿版税的话，我早就不写作了，到美国买个别墅住了。当时这首歌的作曲者，他是拿了版税的，结果可能钱拿得太多了，之后再也没有写什么作品。

◎　谷川诗选

春的临终

我把活着喜欢过了

先去睡吧 小鸟们

我把活着喜欢过了

因为远处有呼唤我的东西

我把悲伤喜欢过了

可以睡觉了哟 孩子们

我把悲伤喜欢过了

我把笑喜欢过了

像穿破的鞋子

我把等待也喜欢过了

像过去的偶人

给我打开窗！然后一句话

让我聆听是谁的大喊

是的

因为我把恼怒喜欢过了

睡吧 小鸟儿们

我把活着喜欢过了

造成 我把洗脸也喜欢过了 我

（田原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