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八十年代末吧，我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找到了诗歌的表现形式，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解决了"怎么写"的问题。我在内心里信心十足地对自己说：大干一场吧，写出让人仰慕的作品。随后的日子里，我的确是憋着一股气，成日潜沉在对新作品的追寻之中。如今的问题是：我果真写出令自己满意的诗篇了吗？这些年来，我写出的作品应该说不少，有些产生了影响，被收入众多的诗歌选本，翻译成别种语言。亦结集出版了三本个人诗集。但是回头看，我的心里却感到小小的沮丧。这些作品并不像我当初想象的那样有力。重新阅读，我多多少少发现它们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有些是形式结构上的，有些则在主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幼稚。这些存在着的缺陷使我再一次意识到写作的实际上的困难：一个人要真正地获得自己所企望的"绝对"意义上的成功，使作品在任何情况下都呈现出自我认同的成熟的风貌，其艰难的程度大得可以说是无法想象的。

大概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与我感受到同样的问题，肖开愚最近向我谈到，他认为我们过去所写下的那众多的诗篇，只能算作是习作，而真正的、更高意义上的作品的出现，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我知道肖开愚这样说完全不是矫情，故意做出一种姿态，也不是针对与我们同代的一些诗人傲慢地认为自己已经写出了伟大诗篇，所流露出来的沾沾自喜做出的反驳。事实上，从今天的情况看，这种认识是严肃的、正确的、清醒的，同时也可以说是对于我们在本世纪诗歌写作版图中的地位的认真勘查。经过了多年的写作的基本训练，在对它的广泛地内涵，普遍地技艺的体验中，可以说我们并不是已经成熟的完美无比了，而是刚刚才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出现。一句话，今后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还需要我们以更加专注的态度认真对待。

首先，与任何时候相比，我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时代对于诗歌的内在的规范性要求是存在着的。个人的才能固然重要，但是在一个特殊的话语场中，由各种现实的因素集结成的语意核的确始终对于我们有牵制的力量，它们会不断渗溢到我们的内心深处，淤积在那里，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语言的原生矿，如果我们不与之达成默契，或者说如果我们不以谅解的态度与之妥协，那么很可能就会造成我们的写作的出局；即我们一方面无法获得对自身处境的清楚描述，另一方面又无法呈现出所处时代的准确面貌。而这两点恰恰对于诗歌是重要的。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诗人如果没有做到时间意义上的位置的确定，他的写作没有获得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准确性，那么他也就很难说是成功的。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历史上的伟大诗人，像杜甫、但丁、艾略特、米沃什，就能够对之有一个清醒的了解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人。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们应该承认它是对的。

当然，问题还没有那么简单。诗歌毕竟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产物，仅就它的内部而言（诗意的审美机制），一直存在着由历史发展而来的规范性，任何时代的写作，既是对于这种规范性依附的过程，同时又是寻求扩大规范性的界域的过程。因此，怎样做到在具体的写作中将时代的现实与历史的传统融合起来，对于我们来说同样是一项需要认真看待的事情，寻找到一个准确的契合点，我们才有可能使得自身的写作与伟大的文化传统建立起联系，从而真正地加入到文化的历史链环之中，成为它的一个环结。而要做好这一点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伟大的文化传统，什么又是我们今天的文化现实？将它们仔细地界定出来，我们必须具有的视野就不能仅仅局狭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只是从个别的立场出发看待问题，而是应该为自己建立起由传统和现实提供的一整套知识体系，并且在写作中以这样的体系去认识和解决问题。诗歌写作，从来不应该是单纯的行业性的行为，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表现形式，它本身就包含了更多的东西。

但我知道，即使是做好了这一点，对于诗歌写作而言，也才仅仅是具备了"前写作"的条件，落实到具体的写作中，需要面对的问题仍然很多，譬如说要面对诗歌的形式问题。过去的几年中，我在写作中更多的是强调语言的"叙事"功能，写下的多数作品都带有叙事色彩。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叙事"的加入，改变了当代诗歌的内在含量，使得诗歌在脱离空泛、夸张、矫饰等方面有了改观，但如何做到在"叙事"中不是简单的对事物的现象进行描述，而是使之越过现象，最终以美学的、人性的面目出现，从而使诗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能够与我们今天所处的现实一致的复杂性，我感到仍然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以便使"叙事"不是被今天有人误解的那样，成为了对简单事件的简单记录，从而使自己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没有做到深入事物的内核，让人们看到其真实的面貌。到了今天，我的确比过去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一种手段，"叙事"所带来的应该是诗歌技艺的多重性，它理所当然地包含了人们对于诗歌技艺的全部认识，像如今通常所说的抒情性、戏剧化、反讽、隐喻、明喻等等，都应该在"叙事"中得到体现。并且，这种体现还不单纯地是对既往的诗歌的技艺的简单修正、重新组织，而是为了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对它们的内涵的改变。事实上，我们已经很难理解，或者说，我们已经不那么轻易地认肯缺少上述已经被改变了成份的诗歌了。复杂的当代生活，以及更为复杂的当代文化，人类在精神活动过程中日益丰富、更为多样化的细微和敏感，早已经要求我们在诗歌写作中做出与之相匹配的反应。这种反应，可以说是文化上的，也可以说是现实意义上，但它们实质上是与时间的进程所带来的人们对文化发展的认识一致的。

要做到上述的一切，充满了困难！它要求的不仅仅是我们怀着哪怕十二分虔诚的文化态度，更多的，它要求着我们的知识积累、对事物的分辩能力、以及寻找可书写题材的准确眼光，甚至它还要求着我们对于自身经验的认知程度。也就是说，在当代诗歌的写作中，范围的确定对于一个诗人是重要的，写什么和怎么写，作为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时时刻刻对之有清楚的认识，即使是我们为自己建构起宏大的诗歌蓝图，这蓝图也必须在我们的综合的写作才能的控制范围之内。因此，尽管营造出百科全书似的诗歌王国是每一个诗人的梦想，但是完成这一梦想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却是我今天思考的更多的问题。我们不能以为自己可以触及任何题材。把写作局限在一个可能的范围内，在我看来更为合乎实际。而且我相信正是在一个不那么空悬的目标的确定中，我们对诗歌的表述才会更为真实，也才会真正做到有效的把握。比之任何时候，我现在对于写作的有效性，以及对真实的把握的强调都更加坚决。因为它能够保证我们在写作的具体过程中，一步一个脚印，使写下的作品不假、大、空。我们必须每时每刻反对假、大、空。

的确，真实是重要的。一方面，对真实的倚重可以使我们在面对历史的记忆和自身所处的现实时做到忠诚于它们，另一方面，对真实的倚重可以使我们准确地看待语言在诗歌中的人性与审美作用。因此，我已不仅仅是将真实看作一个基本的诗歌原则，而且将之看作对于自身写作的规范；我希望自己能够在这种对自身的规范中，使诗歌获得精神上的深度和广度，获得语言的新意。我们怎么可以想象缺乏这一切的诗歌的成立呢？正由于此，刻意的追求真实，使写作的每一个步骤都落实到实在上，使之在某种意义上以"绝对"的具体性作为标准，如果不说是我对自己的苛求，也可以说成是我必须要做到的。我甚至武断地认为，如果没有达到它们，我的诗歌最终将是失败的。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我们的时代需要的诗歌应该是真实的，它将体现出来的是我们时代的人类精神生活的质量，体现出来的是我们能够在语言的认知上与事物的联系走到哪一步。我们的确必须反对那种以夸饰、虚假、做作的方式来谈论诗歌，写作诗歌的行为了。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使自己的写作变成"书写的真理"。

是的，对于诗歌而言，"书写的真理"是尤其重要的。而这种重要所包含的还不仅仅是我们对于某种事实的认知，而且还包含了诗歌与语言的关系。写作的时间越长，我越是体会到在对待语言时，我们所能够做到的只能是老老实实。在这一点，我们对于语言的支配并非是可以像支配自己的想象力那样随心所欲的。我感到，在面对语言时，我们所应该做到的不是才能的放纵，而是才能的收敛。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使自己不做出夸张地使用每一个词。人们常常以为自己能够很轻松地就做到改变一个词的语意指向，做出所谓的对之新意的赋予，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在很多情况下，文化历史所赋予给一个词的内聚力是强大的，要想改变它并非易事，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地做到准确地在语言的环境上给予重新解释的绝对氛围，要做到语意指向的改变几乎可以说是必定会失败的事情。因此，"书写的真理"对于我来说便包含了在写作中把语言的限度看作是重要的这样一种理解。我希望越是到了后来，我越是能够小心翼翼地做好使每一个由自己写出的词都是没有花招的。我必须把反对花招看作是自己的任务。而从表面上看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但实际上却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很多时候，不单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也被那种渗溢在作品表面的炫目的成份所吸引，以为它体现出来的是真正的才华，和构成诗篇的成功要素。而一旦我们自己的诗篇写得朴实无华，没有那种表面的炫目，连自己心里也没有底。

应该说这样的情况以后不能再出现了。如果我还不能把握住朴素是诗歌的本质，那么我也就不要再写诗了。诗歌不应该是语言的游戏，或者诗歌不仅是语言的游戏。而说到底，在我们生存的这样一个环境中，诗歌不单是审美学意义上的，它还必须是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以及伦理学等等意义上的。没有承担的诗歌不是诗歌。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这样的说法的含义。难道我们真得能够以为诗歌不必为人性，不必为生活的进步负责吗？在一个价值决定着人类命运的社会上，一切都是非中性的，要么体现着进步，要么就是堕落的。但是，诗歌反对堕落，这一点就像有人把诗歌理解为对消失的挽留一样。当然，有时候进步和堕落并不是那么好区分。常常出现的情况是：一些明明把诗歌引向堕落的举止，却打着进步的旗帜。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警惕，并非没有可能就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孙文波 诗人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