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曾在“陪都”重庆上游近郊江津县暂住过21天。在这21天里，他写诗达到46首，平均每天创作两首多诗歌，这数量不可谓不大。

冯玉祥只读过一年多私塾，11岁当兵。他在军营里学写字，因为穷，就用细竹筒缠上麻丝，蘸着黄泥在洋铁片上练字。他一生辗转坎坷，都在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但好学不辍，即使在戎马倥偬中仍手不释卷。杂书读多了，就爱写诗，他自称所写的诗为“丘八诗”。他说，我是一介武夫，是个大兵，将兵字上下拆开，就是丘字和八字，所以我写的诗就叫丘八诗。周恩来等就戏称他为“丘八诗人”。

抗战全面爆发后，冯玉祥来到陪都重庆。他本是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但两人对共产党的态度截然不同。冯玉祥是坚决支持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因而蒋对他感到非常恼火。1943年，抗日战争到了最艰难的时候，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国民党中常委的冯玉祥在大后方陪都重庆组织开展“献金抗日运动”。

1944年3月5日，冯玉祥从重庆乘火轮溯长江而上到江津县组织开展“献金抗日”活动。在江津，他深入到几江和白沙等镇的学校、商店、工厂、教堂、乡村、社团等等，还走进寻常百姓家，宣传抗日救国。在白沙组织了万人献金抗日大会等。白沙地区捐国币款达700多万，几江地区捐款达900万元，合计达1600多万元。还有一大批金银手镯等实物。江津县的捐款超过了以往的总和。

冯玉祥深深地被江津人民无限的爱国热情所感染。江津各界人士倾囊捐资支持抗日的一个个动人场面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冯玉祥亲著了《川南游记》一书，书中收录了他写的《节约献金打破一切纪录的江津县》、《最爱国的镇市——白沙》等文章。

冯玉祥从3月5日来江津到25日离津去泸州这21天里，他天天都被感奋着，灵感迸发，诗泉不断，墨涌笔尖。他走到哪，诗就写到哪，他见到啥就写出啥。船过小南海，他就写出《小南海》，他走到一个单位，见正在开会，就写出《开会》，听见鼓掌，就写出《鼓掌》。到医院，就写出《医院》，到训练所，就写出《训练所》，到被服厂就写出《被服厂》，到福音堂，就写出《福音堂》，到学校就写《国立九中》。在国立九中，见学生们正在集中吃简便粗淡的午饭，他心里非常难过，就写出反映学生生活清苦的《午饭》。

冯玉祥还将许多节约献金的典型人物写成了诗:《于翔女士》、《肖县长》、《凌先生》、《甘江》、《县长夫人郑玉清》、《号兵李泽金》、《李治帮》、《老太婆》、《四位先生》等等。这些诗，情感真挚，用词朴实，通俗易懂，不拘形式。喜乐哀怒均成诗，并迅速流传到民间。

3月23日早上，冯玉祥散步到江津长江边，看到几个妇女在江边跪在石滩上洗衣，手和脚都被冻得通红，于是，他写下了《洗衣女》——

妇女洗衣跪江边，不但手疼腿亦酸。富贵女流不知此，还说江景使人宽。

就在冯玉祥离开江津的头一天，江津“武昌艺专”校长唐业精和教授唐一禾乘“民惠轮”去重庆，途中发生海损事故，唐氏兄弟遇难。噩耗传来，冯玉祥无限伤感，立即写下《武昌艺专》、《民惠轮》两诗，深情悼念这两位爱国美术家和教育家。

驻江津的国民党军队欺压百姓，因看戏不买票发生争执，一连长用机枪横扫大街，打死无辜百姓。死者的老母亲知道冯玉祥来江津，就在大街上拦轿喊冤叫屈。冯玉祥写下了《喊冤妇》——喊冤老太婆，一把抓住我。冤枉又冤枉，叫我听她说:

机枪满街扫，儿子初打死。一家靠谁养？泪水一沱沱。

当兵不抗日，这是为什么？养兵打百姓，天理是如何？

据说蒋介石看了他的拜把兄弟的这首诗后，既恼又怒，下令将这连长枪毙。

冯玉祥在江津的这21天，将自己的诗歌创作推向了最顶端，形成了自己诗歌创作的最高峰期。这有他长期积累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令他异常振奋的江津人江津事撞击开了他创作灵感大闸，每天他都诗泉如涌，激动不已。他说:“白沙献金大会后，晚十时上床，无论如何睡不着，起来写了五首丘八诗”。21天创作出46首诗歌，且首首挺，诗诗新，可谓新意迭起，意景万千。这样的创作水准和数量，在古今中外的军旅诗人中无与伦比，这实为之罕有。

冯玉祥的“丘八诗”针砭时弊，憎爱分明，切中要害，通俗自然，真实易懂，不拘格调。全是有感而发，质朴如话，亦诗亦史亦口语。既具有唐代大家白居易的遗风，又有著名的民间诗人张打油的风格。这种下里巴人的“丘八字”，妇孺喜欢，基层读者和贫民读者喜欢。冯玉祥曾自谦地说:“我的诗，粗而且俗，和雅人们的雅诗不敢相提并论……”

周恩来曾对冯玉祥说:“丘八诗始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嬉笑怒骂，都成文章”。郭沫若也题诗赞扬冯玉祥“丘八诗章石点头，气塞苍溟歌益壮”。茅盾则说冯玉祥是“文章入伍，文章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