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我生活在国内，我最大的感受还不是流亡，是尴尬

凤凰网：你曾说自己是一个业余作家，那80年代开始写诗歌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业余诗人吗？

西川：最初写诗的时候没有觉得自己是业余的或者是专业，那时就是一腔热血。那时大学生有点艺术细胞的全在写诗，你也没别的事儿干。也不像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那时候可能性也少。你有点想法就表达出来，可能就变成诗歌了。

凤凰网：有人说八十年代是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那么，九十年代诗歌对你而言是什么？

西川：从我这个角度讲，八十年代是黄金时代，是指大家都写诗都读诗，因为那个时候社会的可能性比较少，不像今天还有很多电视、电影，闲暇时可以旅行，可以干好多事情。当时刚刚开始思想解放。所以大家的注意力全集中到诗歌这种最便捷的表达形式上来。

九十年代以后，大家开始忙的事儿就很多了。也不是说诗歌的黄金时代就过去，或者说曾经黄金时代到来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诗歌一直都在，诗人们一直都在写，而且老一辈的即使不写了，写的少了，新一辈的青年也会起来写。只不过这个声音不像八十年代传的那么远，不像八十年代那么受关注而已。

凤凰网：九十年代您完全转变了自己的写作风格。你在《仰望星空》为代表的诗里，纯粹精细写作风格被那种看似毫无逻辑的句子所代替，五年之后，你又探索了死亡。这个心路历程是怎样在转换？

西川：最“方便”的说法就是海子和骆一禾去世了。海子是1989年3月26日自杀的，骆一禾是5月31日去世的，但是那5月18日就已经成植物人了。当然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事情。后来不光是89年，90、91、92年还有其他的朋友自杀。我曾经在西安的大街上，看到一个农民工从楼上跳下来，摔到地上，这些东西令我觉得以前那种《仰望星空》的浪漫写法都不够用了。而且以往形成的审美方式、语言方式、理想，你想使诗歌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这种东西对我来讲已经远远不够。

也不能说反应生活，反应生活这个词太老了。它们远远不够和生活相对称，和生活本身的力量相对称，你在写作里面所表达出来的东西，表达方式、表达出来的力量，那种幽暗都不能和生活相对称，所以当然后来写的东西就完全变了，方法也完全变了，是因为你经历了那些东西。我想一个艺术家一辈子可能总得死那么一次两次，就是指你得脱胎换骨，从你最初的一个写作方式，一个写作理想，变成一个调整的过程。所以，在1992年左右，基本上就像是自己给自己来一场革命似的，使我脱胎换骨，使过去的我死掉了。

凤凰网：芒克九十年代基本上就没怎么写诗，他用四个字代替当时的心境“心灰意冷”。您让我觉得和芒克老师最大的不同地方在于还是继续写诗，您一直都没有放弃。当时您有觉得在各种各样的冲击之下，包括西方经济大潮的涌入，文化的一些多重分支涌入，引起了大家的一些被冲击。在当时那么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势下您有没有觉得迷茫过？

西川：迷茫肯定也是迷茫过，但是我可能会用另外一个词。当时我有一个朋友从国外回来，他就问我说你觉得当今写作最主要的一个主题是什么？我说，你的意思是？他说在国外，基本上作家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流亡。这个流亡不仅仅是身体的流亡，而是内心的流亡，在某一个城市里的流亡，在某一种生活中的流亡。我说我不生活在国外，我生活在国内，我最大的感受还不是流亡，是尴尬。是一种精神状态的尴尬，那种生活状态当中的尴尬，作为一个诗人的这种身份本身的尴尬。所以这种尴尬状态让我觉得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但是，我忽然意识到，就是这种不知道往哪儿走的尴尬状态，其实正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状态。我为什么不描述一下所处的这种尴尬状态呢？这样，我就有了一个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