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尼斯是当代阿拉伯世界最杰出的诗人、思想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本刊曾刊发《“用诗歌，他想超越诗歌”——阿多尼斯访谈录》和阿多尼斯文章《北京与上海之行：云翳泼下中国的墨汁》、《诗歌的意义在于撄犯》等。2003年8月，阿多尼斯与杨炼在约旦国际诗歌节结识，中阿当代诗歌由此开始对话，

两位诗人也结下深厚友谊。本刊特邀阿多尼斯和杨炼就世界文学与文化等进行深度对话。

■主持：王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嘉宾：阿多尼斯（阿拉伯诗人、思想家，旅居巴黎）杨炼（中国诗人，旅居伦敦）

■翻译：薛庆国（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

阿多尼斯用中国毛笔题诗

王炎：阿多尼斯先生与杨炼先生的经历有些相似，都常穿梭于欧洲与祖国、西方与东方文化之间。长期旅居欧洲的离散经验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杨炼：我刚刚完成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作一个主动的“他者”》。这个题目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相关：今天世界上，什么不是“他者”？谁不生存在重重“他者”之间？对中国人而言，西方当然是一个“他者”，但古典中国文化又何尝不是另一个“他者”？我们中，有哪个敢称自己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呢？甚至貌似熟悉的汉字，其实也早已在大量外来翻译词掺杂中，变成了一种比美国英语还年轻的语言！这是我们的困境，更是我们的能量。全方位的“他者”，让我们没法因袭任何一方，只剩建立自觉一途。其实，我或许曾离散于中国，但从未离散于中文。对中文，我的态度一以贯之：既内又外。因为“内”，而始终铆定在这个文化活跃的核心；因为“外”，而对它保持冷静的审视和评判。欧洲与祖国、西方与东方，只是些旅游意义的名词。对一个“主动的他者”来说，他必须在每个地点看到思想的意义。就像阿多尼斯和我谈到的，我们要清醒地解剖自己的文化，同时清醒地抗拒整个空话、假话的世界。这才是真正的思想独立。在诗歌写作上，这里也有微妙的挑战：如何保持文学的纯粹，拒绝任何一种简单化、工具化？这对阿多尼斯和我，意味着拒绝把自己卖给一个“套话市场”。主动的他者，归根结底返回了诗歌骄傲的天性。这方面，我很高兴能找到阿多尼斯这样一位精神血缘上的前辈。

阿多尼斯：也许杨炼在欧洲之所见与我之所见略有不同。我们每个人都从不同的历史背景、带着各自的记忆和关系来到欧洲。

总体上，我们面临的是同一个“他者”。但这个“他者”又是多重的，这取决于个人的反应，取决于他的文化背景、在世界的呈现以及他对生活和人的理解。

对我来说，在巴黎定居代表了一种文化氛围，这是我的祖国所匮缺的知识、感悟和开放的氛围，一种兰波称之为“自由的自由”的氛围。在此，我感到自己离世界的“心脏”很近，即使不是置身其中、随之搏动。这种氛围使我不停地、清醒地面临双重挑战：就人的诸多问题挑战阿拉伯语，就我们阿拉伯历史、阿拉伯现状挑战我的创作能力与观念。这与通常意义上的“东方”或“西方”无关，正如杨炼所言，这些概念不过是旅游意义的名词，而且它们还具有军事、经济层面的意义。然而，在创作上，既没有“东方”也没有“西方”，有的只是同样的世界，同一个人。

我设想：假如我不曾旅居西方，那我就不会写出现在的这些作品；或者，起码我的写作方式会有所不同。

如果说，通过书本和理论认识西方，能丰富非西方人的“文化”；那么，通过生活和经历认识西方，可以置身于活生生的西方体验之中。这种体验，能让人进入西方的“未知”，而仅凭文化，我们无法进入其中窥其堂奥。这种体验代表的认识方法，意味着一种更深刻、更丰富、更微妙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