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北岛像：李媛 绘 来源：东方早报

二十年前，北岛离开故土开始了海外漂泊之旅，从欧洲到美国，写诗之外感受到现实生活的压力和困顿。也许，这才是诗人的正常生活。两年前，北岛终于在香港安定下来，接受了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去年3月，我在香港参加一个文学论坛，坐在北岛旁边，看着他默默批改学生的诗歌作业。

上个月，北岛还把他全世界的诗歌朋友拉到了香港，为香港人民带去了一场“香港诗歌之夜”的系列朗诵会。在香港这样一个完全商业化的城市定居、写作，北岛觉得“倒是有别的意外收获”，高度的商业化与都市化，“反而为拓展文化与文学艺术的空间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两个月前，北岛获得了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夫人甘琦女士代其领奖并发表缺席演讲——“缺席”成了他与内地文化界联系的纽带。在那次缺席的演讲中，北岛指出了当代汉语诗歌在过去以及现在遇到的困境。在北岛看来，四十年前的中国地下诗歌是“对中华古老文明的源头的回归，那就是诗歌的中国”。但四十年过去了，“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词与物，和当年的困境刚好相反，出现严重的脱节——词若游魂，无物可指可托，聚散离合，成为自生自灭的泡沫和无土繁殖的花草。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机更可怕。”

“如果把1969年作为中国诗歌的新的开端的话，那么这场诗歌‘革命’一直到今天，而且会继续下去。当然和头二十年的辉煌相比的话，近二十年可谓危机四伏。”

您目前因为各种原因，只能在香港写诗创作，在这样的状态和环境中创作，带给您意想不到的收获是什么？

北岛：其实诗歌创作跟环境没什么关系。在香港定居，倒是有别的意外收获：由于香港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与国际地位，由于高度的商业化与都市化，反而为拓展文化与文学艺术的空间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比如，刚刚结束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就是证明：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推广非商业化甚至反商业化的“阳春白雪”，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以说是成功的。所谓“绝处逢生”，就是这个道理。

您那一辈出来的著名诗人，这些年在创作上似乎都有些停滞，他们有诗歌之外的事业，您觉得他们遇到的困境又有哪些？

北岛：写诗难呀——可以这么说吧，你每天都得从零开始，不像别的手艺，熟能生巧。当然有些是写作以外的困境，各有各的难处。

在这转型的时代中，中国诗歌能发挥的作用会是什么?

北岛：这个问题应列入国家的五年、十年计划中。不管时代怎么转型，诗歌都应该幸存下去，也必须幸存下去，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

帕斯在《另一种声音》中说，诗歌是介乎宗教与革命之间的另一种声音，按照这样一个标准，诗歌在中国（1949年以后的诗歌）哪个时期可能比较符合这样的界定？为什么？

北岛：我先说明一下，这是他的论文集《另一种声音》中的最后一篇，写作时间是1989年12月，距今整整二十年了。众所周知，1989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帕斯这样写道：“我们经历着一场时代的转折：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回归，在最古老最深刻的意义上的回归。一种向源头的回归，同时也是一种向初始的回归。正如一位美国教授所说，我们不能亲临历史的终点，而是亲临一种新的开始。被埋葬的现实的复活，被遗忘和被压抑者的重现。正如以往历史上发生的那样，汇入一种再生、向初始的回归几乎总是混乱：革新，复兴。”而帕斯认为，诗歌为这种回归提供了可能。回顾人类历史，宗教与革命带来太多血腥的记忆，在这一意义上，诗歌是“另一种声音”。谈到1949年以来的这六十年，真正可以称作“另一种声音”的是始于上世纪的中国地下诗歌，它在七十年代末浮出地表，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实这就是帕斯所说的那种回归，对中华古老文明的源头的回归，那就是诗歌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