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张郎郎在育才中学时已经开始写诗，并组织文艺沙龙，聚会的场所就在张郎郎家中，艾青、海默和吴祖光等文艺名家也常到沙龙聚会。那时候，张郎郎等一伙人，崇尚玛雅可夫斯基，“剃成秃头，穿上军棉裤，腰里勒根旧电线，天天在小松林里来回乱走，狂背《我爱》、《穿裤子的云》”，可见其“前卫”。

1966年，张朗朗因“太阳纵队”及秘密聚会等罪名被关押。后张郎郎准备逃往南方。他在和朋友分手之际，在王东白本子的扉页上写下四个字：“相信未来”。日后让郭路生名满天下的诗作《相信未来》的题目，正源于此。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社会上气氛低迷，许多人有了幻灭情绪。在这个政治背景下，且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全国各地的城市沙龙以及乡村的知青文化群落反而更显出了生命力，新诗歌运动的暗潮也涌动其中。

当时北京有不少倾向于西方现代艺术的沙龙，比如，以人大附中老红卫兵徐浩渊为核心的文艺沙龙，以及由北京铁路一中学生鲁燕生主持的沙龙。值得一提的是，郭路生之后较著名的诗人依群便常出入徐浩渊沙龙。

1973年前后，史康成、徐金波、曹一凡和赵振开(即诗人北岛)等几个北京4中的同学，开始在史康成家中聚会，史康成妹妹史保嘉也参与其中。史康成沙龙的成员又与徐浩渊沙龙及一些“二流社”老朋友来往密切，这自然就形成了一个连环套似的圈子——按照北岛的说法，“交换书籍把这些沙龙串在一起，当时流行的词叫‘跑书’”。在这些沙龙成员中间，有一个叫赵一凡的人，担当了很特殊的角色。

当时不同色彩的小圈子在赵一凡那里发生交叉，汇集成一个大圈子，而他本人从“文革”一开始便致力于收集各种各样的民间小报、传单，后来又极力收集青年诗人们拿给他的地下诗歌——郭路生、依群以及后来的白洋淀诗群都与赵一凡过从甚密，而他们的很多诗歌也多亏赵一凡的细心保存日后才得以面世，否则多已遗散殆尽。

那时候的白洋淀，有三类知青，一是返乡的当地知青，二是天津知青，三是北京知青，共600多人，但北京知青占了半数，而在北京知青中间，又有一个诗歌圈子，大约有60人参与其中。

这个诗歌圈子，不同于当地的其他知青，他们是在考察了白洋淀的各方面情形之后，才结队落户于此。白洋淀风景优美、物产丰富，他们大可衣食无忧，而地理位置又适中，不仅可以常回北京看看，山西、陕西等其它一些地方的知青也很方便来此“大走串”。北京沙龙里的趣味和“黄皮书”通过知青的往返捎到了白洋淀，而当白洋淀产生的诗作传回北京沙龙里时，也引起了经久不息的震荡。

艾略特、洛尔迦、聂鲁达和布德莱尔等西方现代派诗人的作品成为争相传抄的宝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书在人群中的传递，这些故事或者轶闻或多或少可以透露出一个时代思想和文化变迁的蛛丝马迹。

多多说，1973以后，有规模的诗歌活动就宣告结束了。1978年12月,《今天》创刊。由北岛参与创办并主编的《今天》，被一些人认为是80年代现代诗歌运动的象征。由《今天》派生的，还有美术团体“星星画会”，和摄影团体“四月影会”，后来的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等人也常参加《今天》的活动，并化名发表小说。同一时期，全国各地有无数的民刊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那是一个“文学艺术的春秋时代”。

花自飘零水自流

当时全国各地有很多的文艺沙龙，或者知青文化群落。比如，大家熟悉的诗人舒婷，她的老师黄碧沛便是厦门沙龙的中心人物，也正是黄碧沛将诗人蔡其矫引介给舒婷认识。

早在1975年，在永安和三明插队的厦门知青就创办了一个油印文学刊物《耕耘》，与北岛等人相熟的蔡其矫和舒婷都曾在上面发表诗作，而聚集在《耕耘》周围的一些文学青年后来又成为《今天》的成员。

重庆，有陈本生、马星临等沙龙，南京有顾小虎沙龙，上海有朱育琳、陈建华沙龙，成都、长沙等地也是如此，只是后来这些沙龙中人大多隐没了去，或许就成了朱学勤所命名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可是，在这里不得不说的，是躁动在贵州的那一群以黄翔和哑默为核心的诗人，挣扎着不为历史的洪流所淹没，在偏远的云贵高原上发出光亮。

黄翔，如摩罗所说，是那一代人中间最优秀的诗人，他的诗歌用生命写就，因而有了超越感。黄翔的父亲是前国民党东北保密局局长，辽沈战役后身亡，他自幼离开父母在湖南桂东老家的黄氏祖居中长大。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这自然注定了黄翔一生命途多舛，但当年曾被公派留学日本的父亲留在祖母阁楼上的一箱箱古今中外的书籍却早早地启蒙了年幼的诗人。1956年，15岁的黄翔被亲戚接到贵阳，在一间工厂当学徒，此后他一生执著于诗歌，六进监狱，个人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历史纠缠在一起。

1967年，黄翔正式进了贵阳针织厂。那会儿，“文革”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贵阳市内有一座遗弃己久的天主教堂，黄翔不声不响地搬上了它的顶层阁楼，在那儿开辟了一间书房，从家里搬来一些书，并冒天下之大不韪，墙上挂了一段罗曼罗兰关于音乐的语录，书架上摆上世界名著，书桌上放上一尊贝多芬的塑象和一尊残存于世的断臂的维纳斯。

不久，黄翔独自搬入天主堂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小圈子内引起隐秘的波动，一群对中国当代艺术不屑一顾的音乐青年追踪而至，搬入了斜对面的一间很大的空房，他们每天一道起床、做饭、练琴、睡觉，并同一些文艺青年来往密切，包括后来闻名于世的音乐家瞿小松，及日后成为黄翔亲密战友的哑默和李家华等人。

此后诗人哑默家里的沙龙，聚拢了一批贵阳诗人。哑默的父亲，是贵州省最大的资本家之一，解放后，他成了省工商联合会的主席，根据政策城里的房产得以保留，而保留下来的这幢深宅大院成了沙龙的大本营。那时，哑默在贵阳郊外的野鸭塘教书，于是聚会被戏称为“野鸭沙龙”，沙龙大多时候是在探讨政治、哲学、文学、艺术问题——“野鸭沙龙”先后隐秘持续了10年左右，直到1978年。

1978年10月11日，黄翔和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4个人乘火车北上，在北京首次贴出了一组6首的大型组诗《火神交响诗》，公开创办了第一份民间自办刊物《启蒙》，以诗的形式揭开了“文革”后民主启蒙运动的序幕。

1978年11月24日，黄翔、李家华等8人又一次进京，宣布成立“启蒙社”。继启蒙社之后，各民主社团纷纷成立。起先，当时颇具权威性的《诗刊》、《人民文学》乃至《人民日报》都拟发表黄翔的作品。

之后，比较中性的“纯文化”的作品开始在国家主流报刊上“崭露头角”。

1979年，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转发在当时由邵燕祥担任副主编的《诗刊》上，《安徽文学》也转载了《今天》的诗歌和小说。从1980年开始，一场围绕“新诗歌”的讨论陆续展开，当年的《诗刊》第8期发表章明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朦胧诗”由此得名。

1980年12月《今天》停刊，其后，《作品》、《文汇报》、《星火》、《诗探索》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1981年学术研讨会，相继就“朦胧诗”展开争论。在北岛自己看来，“那不是什么争论，而是有操纵的大批判，结果适得其反，由于读者普遍的逆反心理，‘今天派’诗歌反而更加深入人心……”。诗歌流变的轨迹，衬托着历史的众声喧哗。

像我这样的人，读书、思考，总与个人的存在方式、心态、情绪、感受相关，并不只是读书。而在那个年代里，有大量思想者的命运都很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