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信仰人类的发展规律，担忧“说假话”的危机

今天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108岁（虚岁）的生日。

■ 周有光庆生座谈会昨在京举行

周有光 原名周耀平，起先“周有光”是他的笔名，“有光”后来成为他的号。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1923年从常州中学毕业，就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攻读经济学。1927年至1948年，任教于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等校，并先后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其间曾派驻美国纽约从事经济工作。1949年后回国，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经济学，业余从事语言文字研究。1955年奉调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先后担任文改会、国家语委委员和研究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早报资料

晚年的周有光、张允和夫妇

　《汉字改革概论》书封，1961年出版。

《朝闻道集》书封，2010年出版。

今天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108岁（虚岁）的生日。

昨天，北京学界以“新启蒙与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为主题举办了一场座谈会，为周有光庆生。

“独立思考”与“讲真话”成为座谈会上频频使用的形容周有光一生的词语。更有学者指出周有光先生是“一个可以不带污点进入历史的人”。

“我向来不刻意说要讲真话，因为我从不讲假话。讲真话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我不会说自己不相信的，自己相信的话当然是真话。”周有光曾如此说。

有专长的知识分子

著名出版人周志兴说，知识分子一定要有专长，发出的声音才能大，如果没有专长，整天只喊独立自由，是没有力量的。中年时才从经济学研究转向语言文字研究的周有光就是一位有专长的人。

1960年的时候，北京大学教授苏培成还是北大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名本科生，周有光给他们讲授汉字改革的课程，“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读周先生的书，学习他的为人，使我受益终生”。

苏培成总结，周有光后半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语言文字的研究上，“语言文字研究从大的领域来讲，分为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而周先生的着力点放在应用研究上”。在他发表的30多本语言文字著作中，“文革”前出版的《汉字改革概论》是国内从“五四”以来第一本从理论上讲清文字改革的学术著作，“文革”后出版的《比较文字学初探》、《世界文字发展史》都具有很高的专业学术水平。

在苏培成看来，周有光研究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语文的现代化，是为了促进中国语言文字应用的现代化，这和他的整个世界观、学术思想是密切相连的。

“他积极参与汉语拼音方案的研制，是一个对汉语拼音方案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目前汉语拼音方案已经被国际标准化组织接受为汉语拼写的国际标准。”苏培成说，“周先生还是《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主要起草人，这一点知道的人比较少。”

苏培成还说，周先生主张设立现代汉字学这一学科，“汉字学研究在我国源远流长，但传统的汉字学主要研究古书里的文字问题，研究现代汉字的少，周先生一改这一倾向，主张我们必须研究现代汉字的现状及其应用。”

周有光对于信息化时代的汉字输入问题也有贡献。苏培成解释，“文革”后，汉字输入电脑曾是汉字信息化的一个巨大瓶颈，五笔字型输入法有其贡献，但很多人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很难记住字根，周先生就提出了拼音转换法，“直接输入拼音，不必拆字根，而由电脑软件自动转化成汉字”。

“在国内，汉语拼音已经基本普及，不要学习汉字输入法，直接输入拼音即可。”苏培成说，目前，拼音输入法已经成为最广泛使用的拼写方法，这一贡献特别巨大，使汉字能够更好地走向世界。

落难时不忘故人

“文革”期间，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周有光并未噤若寒蝉，还是保持了自己一贯行为处事的风格。

章乃器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抗战时期，章乃器在重庆创办了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任所长，周有光任副所长。

章乃器的儿子、历史学者章立凡回忆，周有光和章家渊源极深，章乃器“文革”落难时，周有光还不避忌讳，到他的住所看望他，“在那样的情况下，周有光先生不忘故人，看望老友，令我感动。”

1987年4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的雷颐被抽调到全国政协社科组，为开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做记录，写简报。周有光当时是全国政协委员，也在这次会议上，雷颐认识了周有光。

在旁听会议的过程中，雷颐发现，当时的全国政协委员主要由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两类人组成，“当时中国是否要搞商品经济在会上争论得非常厉害，我发现，这些已经卸职的老共产党员非常敢言，有的说一定要搞商品经济，有的说这就是搞修正主义。而其他非党人士则绝口不谈政治问题，表表态，最多谈谈教育问题，有的甚至只谈自己子女的教育。就是表态，也非常谨慎，先写好稿子照着念。”

雷颐说，我能够理解他们的谨慎，“而周有光先生则是唯一的例外，每一次发言我们都想听，他敢讲，而且讲得还非常清晰，更令我诧异的是他对西方经济学非常了解。”

在会下，雷颐悄悄地问周有光，“我们都是上大学之后才知道一些经济学，而且还是斯大林讲的那些所谓的经典观点，你是搞语言文字的，怎么对西方经济学这么了解？”周有光笑着说：“我几十年前就玩这个了，只是现在不玩了。”

“你写错了一个字”

中央文史馆馆员资中筠的父亲、著名银行家资耀华曾是周有光的同事，不过资中筠与周有光的第一次见面却还是前年的事情。

当时，周有光注意到了资中筠写的文章，就委托儿子给资电话，要求见面谈一次。资中筠回忆：“去了之后，我才真的知道什么叫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和我谈了两个钟头，滔滔不绝，他的精神非常好，思路非常清晰，把我很多迷茫和困惑不能说完全，也是部分地解决了。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智慧之光。”

在这次谈话中，周有光告诉资中筠，“你是无神论者，我也是，但我有信仰，我信仰的是人类的发展规律，人类必然得这么发展，你要是走错了路，你非得走回来不可。中华民族就曾经走错了路。”周有光还说，“改革开放是一只脚走了回来，另一只脚还没走回来，早晚还得走回来。”

资中筠说，周老的乐观情绪给我的悲观情绪投射了一些亮光，“不能说完全扭转了我的悲观情绪，但使我在考虑问题时上了一个台阶。”

更令资中筠惊异的是，很多现在小青年知道的小八卦，包括当时正在网络上流传的事情，百岁老人周有光都知道，而且还很有兴趣。资中筠说，百岁老人多，百岁之后还有这样的智慧，能够照亮那么多人者少。

周有光也一直关怀后辈章立凡，也很注意看他写的文章。有一次，周有光特地让儿子周晓平给章立凡打电话，告诉他：“你写的文章中，其中一处重庆的地名写错了一个字。”这通电话令章立凡大感意外。

老而弥坚的“启蒙队长”

诸多学者频频引用周有光的一句话是：“不要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而要从世界角度看中国。”

在观察中国近年来的思想文化现状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志琴发现，中国的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现象：一批老知识分子，而不是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撑起了新启蒙的旗帜，周有光就是其中的一位。

对于这一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现象，刘志琴给出的解释是只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才会最先觉醒。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给出的解释则是，一个人欲望太多，就没有自由了，“人老了，清淡了，反而自由了”。

除了语言文字上的专业成就，在昨天的座谈上，与会学者更多地谈及了周有光晚年在思想启蒙上的贡献，尤其是百岁之后连续出版的三本著作：《百岁新稿》（100岁时出版）、《朝闻道集》（104岁时出版）和《拾贝集》（105岁时出版）。

协助周有光编辑了百岁之后多本文集的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张森根记得，即使以周老的声名，《朝闻道集》在出版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一些阻碍，“先后有三家出版社不敢出版，最后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只是现在依然不敢加印，以至于这本书盗版大量出现”。

“细心的读者会发觉，周老在‘自我扫盲’中写的文章，不仅是明白晓畅的科普，而且都触及社会的大处，时代的高处，人生的深处，历史的奥秘处。字里行间弥漫着对科学和民主的执著追求。”张森根在《朝闻道集》编者前言中写道。

张森根说，周有光是亲身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一代学者，这样的人现在已经不多了。

周有光晚年回忆：“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有几个概念，一个概念是要搞白话文，一个概念是要爱国，反对帝国主义。五四运动是老师引导我们，出去反对帝国主义。……我到茶馆去演讲，茶馆里的人都停下来听我演讲，看不见我的人。我个子长得慢，当时很矮小，一个客人就把我抱起来站在桌子上面讲，茶馆里面的人起劲得不得了。”

周有光说，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高潮，“五四”提出的口号“德先生”、“赛先生”是完全正确的，之后要抨击“五四”，这是错误的。经过仔细研究，周有光发现，“五四”时的文章没有整个否定传统，对儒学也没有完全否定，“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不是“五四”时期提出来的，而是后来提出的。

张森根和周有光晚年曾有过很多交流，周有光曾诙谐地跟他说，“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一块的，你怎么能只给“赛先生”发护照，而一直不给“德先生”发护照呢？不可能的。

在和张森根的交流中，周有光曾对中国人的“说假话”危机很担忧，言语间周提及“如果一直说假话，中国是没有希望的”。张森根说，这不是周老原话，但是周老要表达的意思。

周有光的忘年之交、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秘书何方曾问周有光，在讲真话与讲假话上能不能含糊一点、模糊一点呢？

周有光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不能和稀泥，真就是真，假就是假。”

《“有光一生，一生有光”》

录入编辑：薛冬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