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韩愈《马说》已经回答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

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

马国川：就像刚才您讲到的， 现在大学教育问题多多，学术抄袭、教授作假等现象层出不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即使名牌大学对于教授抄袭事件也装聋作哑，既不进行调查，也不回应。您怎么看待这类事件？

周有光：我看到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告诉我，学术抄袭、教授造假，完全是由于大学的“官僚化”。它是官僚化的一个派生现象，所以，关键在于“非官僚化”，而不能“弃本从末”。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官员读博成为新风气，官僚都要一个学位头衔，大批进入大学，于是就创造了“在职博士生”这个奇怪的现象。官员有时间读书写论文吗？绝大多数文章都是抄的或者别人替他们写的，当然是虚假的。这样，产生了大批没有知识的博士、空头的教授。

这种情况到今天还没有改变。有什么办法解决问题呢？我想，办法就是“非官僚化”。官僚化不改，问题不可能解决。上海一个教授来告诉我，大学有两种假教授，一种是“真的假教授”，交一笔钱，大学给你一个客座教授之类的聘书，这是“真的假教授”；还有一种是“假的真教授”，一个系升格为学院，来了一个院长两个副院长，一定是教授，其实不学无术，是“假的真教授”，把教育的尊严和威信一扫而光。

至于名牌大学的教授抄袭，我看了许多材料，不去研究个案，我们要研究整个现象。名牌大学面对抄袭事件装聋作哑，是非常不正常的。

马国川：学术抄袭、教授作假等现象之外，假文凭泛滥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例如最近的唐骏假文凭事件，就闹得沸沸扬扬。在您看来，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假文凭泛滥？

周有光：唐骏是我的老乡，常州人，还有一个糟糕的事，我是常州中学的毕业生，他也是常州中学毕业的，只是前后差了几十年。报纸新闻说，唐骏到常州中学去演讲，虽然文凭是假的，可是本地人还拥护他呢。所以可见今天的风气是坏得不得了。

学问和管理能力是两码事。有的人的管理能力，能办事，可是不能搞学问；有的人有学问的天赋，可是不能搞管理。唐骏这个人有管理能力，可是在我们现在的制度之下，有了社会地位还要一个文凭，怎么办？只有造假了。后来报纸上不是登了吗，只要给多少钱，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就给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假文凭泛滥？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假文凭。我拿过几张文凭，有国内的有国外的，现在没用处，我一生文凭没有用处，人家也不问我有没有文凭。不重视文凭，也就没有假文凭了，我们今天重视文凭不重视知识，知识越多越发达，当然假文凭出来了。

马国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在公开场合提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在您看来，目前中国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周有光：我想，对于温家宝总理的问题，唐代大学问家韩愈早已答复了。韩愈在文章里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这很重要，马叫是表示意思的，你不懂它，伯乐怎么做呢？“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这个答复非常好。韩愈已经答复温总理了，用不着我来回答了。

我看到一些杂志上有些小评论说，其实新中国培养了许多“大师”，某些文豪不是大师吗？江青的“梁效”不是大师吗？这些都是随风倒的，因为不随风倒就不可能做“大师”。当然这是笑话，“随风倒”的人怎么能够成为“大师”呢！不过是御用文人罢了。

马国川：没有独立思想怎么能成为大师呢。

周有光：还有，要做“大师”有许多条件。比如，“右派”是不能做“大师”的。苏联一瓦解，就看到国外材料说高尔基被否定了，我大吃一惊，高尔基就是苏联培养的大师啊。鲁迅也是被领袖推崇的大师，假如他多活二十年，他还能做大师吗？

蔡元培提出来八个字“学术自由，学校自治”，所以他造就了一个好的北京大学。国外都是这样子，世界上的好大学没有一个不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假如大学继续官僚化，就不可能有学术自由、大学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