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如果不改行，我也很可能是个大右派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部领导的普及普通话做得很好。设想，一个大的国家，广东人讲粤语，上海人讲上海话，香港人到北京旅游还要找翻译（笑），国人在本国找翻译岂不是笑料？其实外国原来也如此，我上世纪30年代到日本东京读书，我原来以为我学的东京日语，可以走遍日本，但是发现就连不远的京都人的语言就完全不一样。可是日本能够推广日语，日本人称之为“国语”，以东京话为基准，到了现在日本人之间讲话没有一点障碍了。西洋国家的共同语言普及大概300年之前就实现了，日本大概100多年之间实现了，我们中国还正在实现之中。前两年，有人在北京做抽样调查，北京人能讲普通话的大概占80%，20%的不一定能讲，所以我们是在逐步改进。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如果讲话都不懂，怎么能算现代化国家（笑）？我们这一指标虽然还没有达到，但是逐步在接近之中。我个人的感觉，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语言现代化工作发展得较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文字改革或者说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不能没有，人不能不讲话，人不能不认字啊！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普通话要制定一个标准，要做教育工作，我们的文字特别困难，我们要使它变得方便一点，太困难的地方要改掉一点。当然，基本上要依照原来的，不能改动太多，逐步的改动是可能的。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今天，百岁老人的周有光还在读书、思考、写作。既有语言闲谈，又有社会思考。从容的文字里，记录的是一个经历百年风云的老人睿智的思想。

南：2005年刚出版你的《百岁新稿》，其中的《苏联历史札记》、《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都是难得的好文章。你在书中说，老来读书，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为什么有这些想法呢？

周：我现在写的文章，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有的在大陆，有的在香港。因为年纪大了，没有事情，别人来看我，说怕耽误我的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不值钱，我现在是“无业游民”。（大笑）

《百岁新稿》是我90岁到100岁之间写的，其中，有的文章是我看了很多书后写的，有的文章是杂志邀请我写的。比如《苏联历史札记》，苏联垮台是世界历史大事，我也很关注这个事情，就经常看一些相关的中外文书籍。大概看了至少有十六七种，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一次跟朋友聊苏联的事情的时候，有朋友邀请我写一篇关于苏联的文章，介绍苏联的情况。苏联一共几十年的历史，所以介绍苏联的书籍都是长篇大论，他希望我这篇文章不超过一万字。我就把几十年的历史压缩，把最基本的东西写出来，没有添加评论。《苏联历史札记》里边完全讲的是人，比如，我把苏联的几个领导人“排排队”，讲讲他们执政和下台的情况。苏联领导人不是死了下台就是政变下台，这就说明苏联就有问题了。国家的领导人终身制是不行的。老了，没有精力，并且任职时间一长就有种种问题。因为政变下台，这个制度也是封建社会皇帝的做法。当然，我没有评论，我是写出来让别人去评论。在书中，我就写了几句叙述性的话，看的人自然明白。我用诸如此类的写法，在很短的文章里，实际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比如《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也是别人邀请我用很短的文章进行探讨。为什么美国只有200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却超过了2000年历史的国家？为什么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却超过了英国？许多人问，拉丁美洲的开放比美国早100年，那为什么拉丁美洲到今天还远远不及美国？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需要研究。我不是简单地提出答案，我是提供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从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发展的“快而好”。有一个美国教授，看到了我这篇文章发出感慨：“我一辈子在美国都没有了解美国，我看了你的文章才了解美国。”（笑）

南：在书中《后资本主义的曙光》一文，你重点谈到“后资本主义”。

周：“后资本主义”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外国人早已经提出来了。因为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要有资本家、工人阶级。那么现在发生了新的现象，工厂没有工人，农场没有农民。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部领导的普及普通话做得很好。设想，一个大的国家，广东人讲粤语，上海人讲上海话，香港人到北京旅游还要找翻译（笑），国人在本国找翻译岂不是笑料？其实外国原来也如此，我上世纪30年代到日本东京读书，我原来以为我学的东京日语，可以走遍日本，但是发现就连不远的京都人的语言就完全不一样。可是日本能够推广日语，日本人称之为“国语”，以东京话为基准，到了现在日本人之间讲话没有一点障碍了。西洋国家的共同语言普及大概300年之前就实现了，日本大概100多年之间实现了，我们中国还正在实现之中。前两年，有人在北京做抽样调查，北京人能讲普通话的大概占80%，20%的不一定能讲，所以我们是在逐步改进。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如果讲话都不懂，怎么能算现代化国家（笑）？我们这一指标虽然还没有达到，但是逐步在接近之中。我个人的感觉，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语言现代化工作发展得较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文字改革或者说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不能没有，人不能不讲话，人不能不认字啊！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普通话要制定一个标准，要做教育工作，我们的文字特别困难，我们要使它变得方便一点，太困难的地方要改掉一点。当然，基本上要依照原来的，不能改动太多，逐步的改动是可能的。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今天，百岁老人的周有光还在读书、思考、写作。既有语言闲谈，又有社会思考。从容的文字里，记录的是一个经历百年风云的老人睿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