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追思汝昌先生

2012年06月01日 08:50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孙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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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逊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周先生在红学方面最重要的建树是他的两本《红楼梦新证》，这是新红学研究的奠基之作，是每个《红楼梦》研究学者不能绕开的著作。周先生的红学研究特点就在于，他着力研究曹雪芹家世生平，他认为曹家史料是研究《红楼梦》最基本的资料。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研究有时候过于拘泥于曹家家族与《红楼梦》的对应关系，甚至把《红楼梦》当作史料看待。从“红学”研究出发，他又发展了其他三个分支，也就是“曹学”、“脂学”和“探轶学”，我认为，这三个分支都是成立的。

对于周先生的著作和观点，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能忽视他的这些著作和研究资料。现在很多人都研究《红楼梦》，有很多红学专家，但周先生是真正的喜欢红学。

刘梦溪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终身研究员

周先生95岁了，身体也一直不好，但是听闻他去世的消息，我还是感到很震惊，另外就是感到很痛惜。我跟周先生有过一些书信上的来往，可以说，他是目前中国红学学者中学问最好的一位。周先生学问的根底很深、很丰富。他的研究领域不仅是红学，他对古诗词、对中国文化流变都有研究。他对杨万里、范成大选集的注释，很有见地，但是不太为外人知道。周先生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他英文出身，可以阅读英文作品，但他学的是牛津英语，所以他去美国威斯康辛访学的时候，还会出现交流上的障碍。周先生还擅长书法，他的书法接近宋徽宗的瘦金体，但绝不是模仿，而是自成一家。周先生自身的诗学造诣也很深，律诗也能脱口而出。

当然周先生最为人们熟知的成就是在红学领域，我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把中国的红学研究分为索引派、考证派和小说批评派。其中考证派的开创者是胡适之，而集大成者是周汝昌。周先生在1953年出版了《红楼梦新证》，当时是一本，到了1976年又出版了分上下两册的修订版。周先生这本书最大的贡献是对曹家家世的发掘，他在搜罗大量各种典籍的基础上完成了这个工作。而且由于周先生研究视野的广阔，学问根底的深厚，他的红学研究不是从“红学”到“红学”，而是从中华文化到红楼梦。

周先生一直坚持著述，对红楼梦的问题一直坚持讨论。他最大的问题是眼睛不好，几近失明，但是他在口述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红楼梦》研究，最近十年，作品仍然层出不穷。由于周先生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和考证功夫，因此他对《红楼梦》作者和本事的研究，可以立一典范。他的成就在现在没有人超越，即使未来的红学研究也无人可以绕行。

刘心武

作家、红学研究家

周老的贡献至少有三点。第一，他在曹学方面的成就非常大。他能够写出完整的《曹雪芹传》，使人信服，或基本信服，并且文笔斐然。第二，在版本学方面，也有很了不得的成绩，他和他的哥哥周祜昌、女儿周伦玲，两代三人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把现存的古本《红楼梦》，一句一句地加以对比。通过对比，推敲出曹雪芹的原笔原意，然后连缀起来，构成一部浩荡的《红楼梦会真》10大卷。不见得一定都是对的，可以有争议、有讨论，但版本学上的成绩是不容抹杀的。第三，他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他在1954年出版了《红楼梦新证》，震动了整个文化界。

周汝昌像胡适先生那样对待我，扶持一个红学圈外的人，他自己获得了一些资料，自己还没有写成文章、没有使用，就主动提供给我使用。

王冉冉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红楼梦的研究分为以评点派和索引派为主“旧红学”，以及1921年胡适开创的以红学考证为主的“新红学”。胡适以前的索引派的代表人物有蔡元培等人，包括现在的刘心武也可以称得上是新索引派。索引派主要以印象式的、主观的立场通过不成系统的只言片语对《红楼梦》进行解读。比如曾有索引派的学者认为贾宝玉就是顺治，而林黛玉则是董小宛（金陵名妓），并通过蛛丝马迹的对应指出来论证他们的观点，或者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认为《红楼梦》就是一本康熙朝的以纳兰家族和汉人们的交往为基础的政治小说，表现的是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以“索引派”为代表的“旧红学”很容易犯“意向谬误”的错误，有时候难免先入为主、牵强附会，是中国人喜欢在小说里猜谜习惯的表现。

1921年胡适对红楼梦的研究使中国的红学研究转向以考证为主的“新红学”。而周汝昌就是“新红学”的扛鼎人物，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从“旧红学”到“新红学”的转向体现在两点：作者和本子。作者的意思就是对《红楼梦》真正作者的研究，“本子”就是指对《红楼梦》各个版本的研究。这两条是胡适先生指的路，但是他当时的研究资料不多，真正的“新红学”集大成者还是周汝昌。

在作者研究方面，周汝昌提出了“红学研究应发展为曹学研究”的观点，并且发掘了大量关于曹雪芹的确凿第一手史料，第一个确定了曹雪芹是正黄旗包衣旗人的身份，并对曹雪芹的整个家族历史以及他的交友史都作了厘清。在他之后虽然也有零星的关于曹雪芹的相关史料发掘，但是成就和他相比都相差很多。

在各种的版本研究方面，周汝昌系统深入研究了蒙古王府本、列宁格勒本等各种版本。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他是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的，拥有良好的西学素养，中文功底又非常深厚，曾参与编写《唐诗鉴赏辞典》，所以他的广阔视野、深厚学养让他在对各种版本的阐释上就有了很好的见地。比如在四十一回《品茶栊翠庵》中，他对品茶用具中涉及的文物典故的解释和对其背后文化内涵的解读，都是大部分学者所不能及的。即使他的解读之后引发争论，但只有少数的学者才有资格参与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