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山详解老庄思想的现代意义：开拓进取与顺应自然

2012年03月02日 12:52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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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江文化的源头、标帜、轴心及其代表人物

在黄河流域产生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等的同时，曾经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其实也在产生着一个又一个文化圈。据已经发掘出来的古文化遗址告诉我们，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也存在四大古文化系统，自西向东分别是：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和良渚文化。其中，大溪文化分布在长江上游偏下地区，屈家岭文化分布在长江中游，青莲岗文化与良渚文化分布于长江三角洲。与良渚文化相邻的还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最近二十年长江流域青铜器的不断发掘面世，彻底改变了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古文化底气不足的观点。尤其是在四川广汉地区“三星堆”遗址中发掘出来的上千件青铜器，不仅证实了长江文化的悠久历史，也向我们展示了长江文化的标帜特征。

据考古专家分析，“三星堆”已经发掘的二个坑，一号坑相当于殷商早期，二号坑相当于殷商晚期。这就从时间上表明，在黄河文化发展到了青铜器高度文明的同时，长江文化也已经有了青铜器文明的高度发展。从文化特征上看，这一时期的黄河文化是以龙作为主体的图腾文化，而长江文化则是以鸟为主体的图腾文化。“三星堆”的上千件青铜器给我们营造了一片鸟的文化氛围。有一株最引人注目的青铜器神树，高达十几米，每一层的分叉枝头都站立着一只青铜神鸟；在众鸟的下方的树根部，攀援着一条尾朝上头朝下的神龙。长江文化中的鸟与龙的地位，在这里得到了体现。除了树上站着的鸟，坑之中还有许多神态、形态各异的鸟，以及人首鸟身，人身鸟爪等青铜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中的青铜人面像的眼睛，均为细长而上翘，而与黄河文化中的人像眼睛呈圆状的情形不同。有人认为，“三星堆”的眼睛形状，与波斯人相似，并由此推测“三星堆”文化是一个受到西方波斯文化影响的产物。其实不然。“三星堆”青铜人物眼睛的形状，就是长江文化中常说的“凤目”。凤凰为百鸟之王，青铜人眼的造型取材于“凤目”，正是长江文化以鸟为主要崇拜物的必然选择。今天，当我们走进“三星堆”博物馆，便会感觉到进入了一个鸟的王国，一股浓浓的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就是长江文化的特有标帜 。

前些年，在成都的杜甫草堂附近，又发现了一个被称之为“金沙滩遗址”的商代时期古文化遗址，许多青铜器都以鸟形为其装饰特征，尤以金质的“太阳神鸟”为其核心代表。

如果把“三星堆”、“金沙滩遗址”作为长江文化的一个区域性代表即巴蜀文化的典型代表，那么，除此之外的长江文化还有两大重镇，这就是荆楚文化与吴越文化。就地理位置而言，荆楚文化以屈家岭文化为其历史背景，吴越文化则以青莲岗、良渚、河姆渡、马家浜等古文化为其历史背景。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是长江文化发展到青铜时代形成的三大代表，而以荆楚文化为轴心。

文化是人创造的。荆楚文化能成为长江文化的轴心，与荆楚人的开拓进取精神分不开。我们翻开战国时期的历史地图可以看到，楚国的地域面积，几乎与中原地区的齐、鲁、韩、魏、赵、宋等诸侯国加在一起的面积相等。中原地区这些国家，都是周天子分封赏与的土地，楚国则是楚人自己开拓出来的疆土。荆楚人的开拓进取精神，为长江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

吴越文化作为长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开拓创新精神，随着时代的前进越来越突出。吴越文化开拓创新精神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于青莲岗、河姆渡、良渚等古文化底蕴，另一方面来自于移民群体的自身素质。吴越东临大海，长江三角洲大片土地为冲积沙地。从荆楚一带沿着长江一路迁徙过来开垦沙地的民众，天生具有吃苦耐劳的开拓精神。吴国的开创者“吴泰伯”，本是周文王的伯父，自愿放弃父辈祖业，率领自己的部属长途跋涉来到长江三角洲，与大批来自荆楚之地的民众一起，筚路蓝缕，开创基业。所以，吴国是唯一一个属于周王室成员却不是周天子封赏的诸侯国。作为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吴国，一度称雄诸侯也就不足为奇了。根据地下发掘出的古文化遗址来看，一向被视为南蛮的“吴越”其古文化底蕴似乎最为充沛，然而后来的文化发展信息，却又突然中断。我们从河姆渡遗址中发掘出了大量鸟图腾崇拜的器物，仅鸟形牙雕就有6件，如鸟纹碟形器、鸟形匕首、双鸟纹骨匕。在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大量的鸟形玉饰。进入青铜时代，鸟文化的特征日益明显。丹徒母子墩西周青铜墓出土双飞鸟盖双耳壶，绍兴306号战国墓中出土的一件铜屋模型、屋顶上铸一只大尾鸠。

不仅如此，吴越还有一种特殊的“鸟书”文字，在每一个篆字旁边都有鸟形文饰，例如，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就有“越王鸠浅（勾践）自作用鐱（剑）”八个鸟篆铭文。吴越人与巴蜀人一样崇拜鸟，是因为鸟具有大自然里自由飞翔的特点。吴越人、巴蜀人把对自由与发展的向往，寄托在了鸟身上。

到了战国中期，这种“鸟文化”理念，终于在《庄子》一书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庄子讲了这样一个关于鸟的故事，有一只鸟，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直上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向南方飞去）。明代学者认为，鹏即凤。一只硕大无比的凤，一怒冲天，在云层之上，毫无阻挡地由北往南自由飞翔。其寓意，正是巴蜀人、吴越人一直未能明白表达出来的希望有一个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开拓进取的生存环境。大鹏鸟由北向南飞行，最后“徙于南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按战国中期的五色方位观念，北方为水，其色为黑；南方为火，其色为赤。由北往南，亦即由黑暗向光明。为什么北方的生存状态很黑暗？因为北方的黄河文化主张以“仁义”来唤醒人的良知，用“礼仪”来规范人的行为。为什么南方生存前景很光明？因为长江文化主张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提倡顺应自然的生活。

庄子的逍遥即顺应自然的思想，源自于他的前辈，另一位长江文化代表人物老聃。老聃是一位具有大智慧的学者，他把自己的智慧投向了宇宙生成的思考上面，认为天地之先还有一个“道”存在。“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道不明，只是恍兮惚兮而已，却正是由于它的作用，才有了天、地；有了天地才有了人与万物。由于这样一种因缘关系，所以他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更高于道的最高法则。老聃认为，一切行为做事，都要遵循自然法则。以治国为例，“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要像烹饪小鱼一样，小心翼翼，不能搅动它。在他看来，造成春秋末期礼崩乐坏战乱不止的根本原因是国君喜欢玩弄权术，干扰民众正常生活；一旦有了军事实力，大国强国就产生争雄图霸之心。所以，他认为合乎自然的治天下之法应该是“小国寡民”；国家小、人口少，就不会产生图霸之念。“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百姓就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反之，国家大、人口多，不仅国与国之间关系要复杂化，一国之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复杂化。一旦礼崩乐坏，再用“仁义”去教化，就好比敲着大鼓去追捕已经迷失做人方向的罪犯一样，不可能达到目的了。

老聃与庄子，将其顺应自然，开拓进取的理念，注入长江文化的内涵，使长江文化在理论层面上有别于黄河文化，而成为华夏文化中的又一个个性鲜明的文化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