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不同文明对话是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产物

2012年05月18日 15:30
来源：凤凰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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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是当前世界文明一元化和多元化两种主张和趋向博弈的产物，是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产物。各种文明都要走向世界，自古已然。就我们熟知的自己的事情而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中国和中亚合力打造了丝绸之路，中国和波斯商人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七次下西洋等等即是；在西方，伊斯兰向西伸展，十字军东征，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等等也属此类。那时不同文明的对话，只是局部的、线性的、自发的，主要的形式是贸易、传教和战争。工业革命以后，各种文明走向世界的力度加大了。例如18、19世纪欧洲自视为世界中心，所谓的“殖民运动”夹裹着基督福音向世界各地强行撒播和渗透。延至20世纪，美国接替了欧洲“世界中心”的角色，继续推进世界文明的一元化。二百多年来，弱势国家和地区只能不自愿地、被迫地承受着自己传统被扼杀、鄙弃、遗忘的残酷现实。

当然，文明一元化实施强大压力的同时，也自然孕育并激发出坚持传统、抵制文明移植的巨大力量。从上个世纪末起，一元化的趋向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被文明多元化的呼声减速了。遍布全世界呼唤多元化的声音，是由西方发起的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现代化的趋势辨证地催生的。物极必反，当推行一元化的力量接近极致时，它的对立面就要出现了。迄今，人类文明一元化和多元化的博弈还在激烈地进行，但是已经不再是东西之争，强弱之争，而是垄断资本和人类良知之争，政客和学界之争，正确和谬误之争。

人类的文明从其发生之时起，就是多元的；多元之间的接触、碰撞、妥协和相互吸收是个极其漫长、复杂的过程，是各种文明进步的巨大动力——多元是文明自身的天性。但是，潜在于人民意识中的对多元文明的需求以及学界一波又一波的论证、呼吁、抗争，在现实中，其力量至今仍是微弱的。人类要达到彻底摆脱二百多年的桎梏，消除忘却民族智慧、失去自我、无所适从、灵魂空荡之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民是文明的创造者，是文明多元化最有力的推动者，是历史的主人。智者的言论可以作用于人心。只要真正渴望人类和谐的人们坚持不懈地奋斗下去，世界一定会有不同文明和谐共存共荣的一天。

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是人类和平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足条件。人民及其精英间的对话只是善良的人们对抵消、制约当前这一不同文明间极不平衡状况的努力。资本主义永无止境的贪婪、“自由市场”的纵容、垄断者二百多年来所把持的世界天平倾斜的惯性以及无知与偏见，是文明多元化和人类和平破坏力的最主要根源。或者可以说，在今天，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是人类良知、人性之善的体现，而妄自尊大、以我为准、君临天下、排除异类，从其本质上看则是人性之恶的体现；唤醒人类古老的愿望和睿智、解剖当下、尽力运用人类幸福和平的必要条件以强有力地遏制乃至消除邪恶，为人类幸福与和平准备充足条件，则是进行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职责。

三，从人类社会发展史和思想史所揭示的规律看，如果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家、民族、地区、社群之间在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这一狭小的视野——这当然不能妨碍人类共同追求的正义和平等的原则——来审视当代世界的特征，那么，所有的国家、民族、地区、和社群，也就是全人类，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霸权国家还是后殖民国家，也不管是富豪还是贫民、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所面临的困惑和痛苦有着相当的一致性。

工业化极大地扩大了人类的视野，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的便利和质量。但是它也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人群与人群的对立，人身与人心的对立，现在与未来的对立，现象和本质的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对立浓缩在这样两个很少有人思考，却极为现实的问题中：什么是幸福？人类将走向什么样的终点？

现实中的种种对立在生活中就体现为科技发展的加速度、追求财富的欲望之不可遏止与人的心灵需要一定的沉静和信仰、人类不仅需要物质更需要自我认识的精神之间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所引起的人之个体和群体精神的迷茫，仇恨的莫名，社会的断裂，危机的频发，已经向人类显示了可怕的未来。因此，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不应该只是被文明一元化所折磨的弱势国家、民族、地区和社群的需要，其实也是发达国家、霸权者、富豪和强势群体的内在需求，虽然他/它们未必真正认识到了这一点。获得不同文明对话之益的，将是整个人类。这正是中华文明中天下为一体的理念所早已反复论证并为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

四，已经逐步被论证为谬论的欧洲中心论，至今仍然阻碍着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除了少数寡头的利益驱使外，还有以下原因：一是西方故步自封、傲视他人已久，放下身段主动地、虚心地去了解、理解和吸收他人的文明是极其痛苦的事。犹如一身坚硬的铠甲紧裹在身，解下也难。二是这种心理惯性在学术上的反映。在西方的图书市场鲜有他国著作的译本，美国是其尤者。虽然时有介绍外国情况的著作摆出来，也属凤毛麟角，其中有相当比例还是并不准确的对他人的解读。另一方面，西方之外的国家之作品译为西方文字（特别是英文）的力量薄弱，或者是重视不够。这在中国可能更为明显——这就是启正同志所说的。因此，对话所需要的知识和物质基础极其薄弱。要改变这一不平衡状况，也不是短时间里能够奏效的。三是在西方了解中国、与中华文明对话方面，西方早已存在的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本和介绍中国的著作，至今还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但大多为当年的传教士所著所译。其中，有的是以基督教的理念进行比附（西方学者有人称之为“新格义”），这样就歪曲了中国，形成误导。这就像是在坚硬的铠甲上又上了一把锁，成了现在准确介绍中国、与中国对话的巨大障碍。现在，我们与西方对话不得不从中华文明的A、B、C说起，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人才、著作的准备犹有不足。

五，中华文明在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中应该而且必然有所作为，有所贡献。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向以极大地包容、注重和谐、酷爱和平著称；我们有着保证了中华民族独树一帜地保持几千年一统和稳定的文明因素和丰富经验。中华文明的内涵，的确有许多可以作为其他文明的参考，用来补充、纠正、制衡现在统治着全人类的西方文明，以便人类在未来共同创造出能够真正促进自身进步、保障地球安宁与和谐的新文明。例如中华文明把对道德伦理的无止境的提升作为人生和社会的最高追求；视自身为宇宙的一员，以“己”与“他”为同体，提倡体现无疆大爱的“仁”；虽然自古没有形成崇拜人格神的全民宗教，但是仍然有所敬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等等。

现在中华文明正在参与不同文明的对话。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并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一是我们对自己的遗产生疏了，精神遗产学术化了，需要接续上，需要生活化。这既需要把过去在泼洗澡水时同时扔掉的娃娃再抱回来，更需要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攀登。二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至今基本上还停留在自省的阶段。在地球变小，需要其他文明了解我们的时候，还需要一块多面镜，做多角度的自我审视；也就是需要参考其他文明是如何观察我们的，这也需要补课。三是随此而来的，需要把中华文明放到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和现实存在的大坏境中，深度思索我们的未来，在这方面我们也还有许多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