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信仰的专注性使各自对话和有张力或风险

2012年05月17日 17:12
来源：文汇报 作者：卓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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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信仰

政治信仰是人类各组织团体在社会政治活动中所持守的信仰，是其对所追求的政治目的的坚信。政治信仰虽也面向未来，却有其明确的此岸性、属世性，是其生存处境中的社会理想追求，即以政治手段来改善或革新其所在社会。人们在政治信仰中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党派、“主义”和政治主张。政治信仰因为其此岸性而彼此关联密切，多有交融互渗；不过政治信仰的排他性也非常明显，不同政治理念、信仰间有着非此即彼的尖锐斗争，甚至往往不可调和、妥协。尽管如此，政治信仰中仍有对话的空间和实践。一种政治信仰并不是孤立形成的，而往往是综合、继承的结果。政治信仰表面的排他性并不可能完全排除其内在的互渗性、关联性甚至共构性。

在中国社会所常论及的共产主义信仰，其实质即一种政治信仰。有些人认为共产党员不要有信仰，这实际上把共产党人的精神持守、理想追求都否定了。我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信仰，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追求的信仰，我们相信其在未来一定会实现，但现在尚未实现，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因此，不少共产党员为其信仰而奋斗，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牺牲自我，虽然看不到其信仰的实现，却已表现出对其“信”之坚定和在“仰”之行动上的忘我，体现出这种政治信仰的超越性和神圣性。在政治信仰层面上有一定的排他性，其信仰的坚贞就包括对其所持信仰的专一和坚守。不过，不同的政治信仰之间仍然可以对话和交流，在特定时机甚至可以相互包容和共同合作。各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团结合作代表着人类政治民主的积极发展。

就共产主义而言，其信仰也绝非一家独成，马克思是犹太人，同时也是19世纪的德国人，其思想精神有着明显的犹太教、基督教文明传统积淀，也反映出德国源自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理性、思辨和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大组成部分也有着西方文明的思想文化渊源。所以说，政治信仰尽管有较强的排他性，但对同一层面的信仰和其他层面的信仰仍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吸纳性。

2、民族信仰

民族信仰是相关民族之魂，是其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撑。民族信仰与民族精神有密切关联，民族精神因其继承性、延续性和永恒性而成为了信仰，对其民族精神的持守就是其民族信仰的表现，信仰本民族的精神即意味着守护其精神家园、传承其民族文明。

世界上的许多民族都保持着对其民族精神的信仰和追求，犹太民族就具有与神立约的契约精神、期待“复国救主”的救赎精神、忍受磨难痛苦的赎罪精神和精明睿智的“选民”精神；视为信仰的民族精神还包括理性思辨、执著严谨、社会批判的德国民族精神；崇尚自由、追求民主、欣赏浪漫的法国民族精神；冒险创新、稳健有序、规范优雅的英国民族精神；群体至上、直率顽强、欧亚融通的俄罗斯民族精神等。这些民族信仰有些与宗教信仰相关，有些则各有侧重，并不完全重合。有些民族以其信仰来维系，保持其血缘关系、血脉传承的纯洁，守护其人种学意义上的民族存在，而有些民族则以其信仰来形成新的族群观念，淡化原本多元各异的民族或部族来源。此外，民族信仰在有些民族中被高扬、凸显，在有些民族中却成为沉潜、内在的精神动力。

中华民族信仰以向心凝聚、整体共构的“大一统”思想作为其核心精神理念。这种“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的一统观念乃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民族信仰的这种一统观念自远古以来就已经用祖先崇拜和民族图腾的形式固定并流传下来，如“炎黄子孙”所表达的统一祖先的信仰，“龙的传人”所折射的民族图腾之凝聚观念。此后，这种“渊源共生”、同根同源的信仰观念又进一步扩展，从而形成其更具有文化特质的“海纳百川”、“和谐共融”的中华一家的“大民族”信仰。从此，血缘、语言，甚至宗教信仰都被置于次要地位，而统一的中华民族意识才具有最为重要的位置。

3、文化信仰

文化是人类发展的精、气、神，是各民族及各社群的灵魂所在。这里所言的文化并非泛指的文化，而有着相应民族、相关国度文化的特质性。文化的这种民族、国家特色导致其提供的精神家园也各不相同。相关人群在其文化中的安身立命，也使之有着相应的文化信仰。钱穆曾指出，对于本国以往的历史文化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也只有这样，“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英国也曾有政治家在谈到文化信守时强调，可以“失去印度”，但不能“忘掉莎士比亚”。相关的文化或文化认同及共识也可以超出国土、跨越国界，有更为宽阔的辐射和影响，在政治信仰各异的处境中仍能达到文化信仰的相同。例如有海外华人曾提出，基于“文化中国”的理念来构建“中华文化共同体”，实现文化上的“同情共感”、“同体共爱”，达到“情深而文明”的境界。

文化信仰保持了一种内蕴的精神力量和外延的包容涵括。在中华文化信仰中，其内蕴的精神力量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使命。而中华文化信仰在外延上则体现在其海纳百川、宽和共融的文化气势上。“大一统”民族共在的奥秘，就在于“多元通和”的气魄，从而使中华文化成为开放包容、和谐共生、宽容中和的“和合文化”。这种“和合”性就具有牟钟鉴所言“多源性的综合，多样性的交渗”。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全球治理的无序和国际力量的失衡，使不少人希望能借助于中华文化“多元通和”的文化信仰来达成全球平衡、世界和谐的文化共识。在多元世界中，人们已有经济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尝试，虽不太成功却也稍有成效。日本学者西川博史提出，全球化的人类应相互尊重彼此的价值观和现实利益，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共同拥有“共同体价值观”，并通过逐渐培育这种相互理解的共同价值观来建立一种“文化共同体”。这种发展应该就是典型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4、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核心层面，给人类提出了“成圣”、“敬神”的要求和追求。其参与敬拜的形式即有建构性的团体组织，也有弥散性的个人自我。而且，在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及国家中，多种宗教并立共在、各自发展也是铁的事实。宗教信仰关注宇宙的始终、人类的死活，以及现实生活中的痛苦、磨难、困境和迷惘，而其回答往往是彼岸的、来世的、超越的、超脱的，其真与实多会深藏在其虚无缥缈、似非而是的表述、暗示或引导之中。故其学问亦为“神学”或“玄学”。

宗教信仰的产生已形成了不同的特色，人们可将之分为三类，一为绝对一神论的宗教信仰，二为二神以上之多神论的宗教信仰，三为抽象、升华而似乎呈现为“无神”的宗教信仰。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大宗教信仰的生成板块都在亚洲，而且自古延续至今的文明宗教基本上是这些源自亚洲、传到全球的宗教信仰体系。因此，亚洲的“宗教性”、亚洲人的“信仰”特性就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同理，主张、推崇信仰包容，促成信仰融合，作为亚洲文化核心地区的中国显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要担负义不容辞的责任。宗教信仰之间的排斥和纷争，在亚洲地区及亚洲宗教中格外突出，这也使化解冲突、和谐共存成为亚洲宗教信仰理应体现出的时代新兆、未来远景。

由此可见，人类文化在其发展进程中与宗教关联密切，有着复杂交织。中华文化在其长达五千年的历程中显然有着宗教的身影，“上古神话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是远古历史的回音……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蕴涵并影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此后在儒、佛、道三教的历史中，宗教信仰得以集中和凸显。“敬天”、“法祖”、“仁爱”、“礼治”、“德政”等乃宗教、伦理、律法的有机共构，体现出仁、义、礼、智、信的各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离开儒、佛、道则会被架空，缺失关键内容。

信仰包容

信仰的专注性、忠贞性使各自对话和包容有着一定张力或风险，但人类为了在一个共同地球上的生存和发展，仍在继续努力。

信仰包容在理论和实践上应该包括政治信仰、民族信仰、文化信仰和宗教信仰等领域之内和其各领域之间，但实际上也都只是取得了相对成功。信仰的专注性、忠贞性使各自对话和包容有着一定张力或风险，但人类为了在一个共同地球上的生存和发展，仍在继续努力。其最新进展之一，就是“世界不同信仰间和谐周”活动的开展。今年的主题是“为了共同利益而寻找共同点”，其基本共识在于承认每一种信仰都有自己的特征、传统和做法，所以应该承认和尊重不同信仰传统所共有的价值，形成相关的共同原则，并使之成为人们得以在多样化基础上团结起来的“共同点”。仅就宗教而言，宗教信仰所指导、规范的社会实践标准和伦理规范不一定就与社会政治层面的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必然矛盾、相悖；宗教信仰之思曲折地反映出人的现实需求和追求，因而其向往的真、善、美、圣也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可以与社会需要的真理、完美、和善及神圣求同、共在。

信仰包容是全球化的时代精神及需求，关系着人类的信仰如何承担文明共存的责任，有效完成其时代任务的重大课题。对此，宗教信仰和其他任何层面的信仰并未达其完善或理想之境，但已看到沟通、和解和融汇的希望。所以，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的精神反思中必须包括并积极推动人类信仰层面的深刻反思，并将这种反思转化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

其实，在信仰追求中，过程才是一种真正的、真实的实现，我们必须重视、把握、欣赏或警惕的是这一过程。信仰所问的问题“人是什么”，“人从何来”、“人往何去”，其实很难找到真实、准确的答案。实际上，“人从何来”，不知道，也不需要弄清楚；“人往何去”也不知道，同样也不需要说明白。而人在来去之间的过程则可以知道，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只有从其来与去之间的过程才能回答、解释“人是什么”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关注信仰问题，关键就在于对信仰者的人生经历及社会参与的关注、研究、重视，是其今生今世而不是什么“彼岸”之“神”。探讨有“神”、无“神”，弄清“唯心”、“唯物”，实际上是哲学认识论问题，而并非社会存在论问题。从纯学术层面可以继续不断探究这一问题，但在社会政治层面则可以对之扬弃、超越。

综合信仰的哲学宗教理解和社会政治理解，信仰说到底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即有没有信仰文化，其内涵和内容是什么的问题。其实，中国有着久远、深厚的信仰文化，中国是一个与神圣结缘的国度，中华民族的信仰情结亦有其与众不同之处。由于现实关切容易成为其关切的焦点，因此使中国各层面的信仰有着特别的趋同性、共构性，人们不太强调此岸、彼岸的截然区分，神人之间也没有无限分离的距离。尽管这容易造成其挤在同一层面而彼此不容的悲剧，却也使这种信仰理解有着对我们的直接贴近感和亲切感。中国的圣人崇拜比不少宗教中的圣徒崇拜多了人文的内容、社会的蕴涵。在中国宗教信仰的神明体系中，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会被“神化”，成为真神；同理，中国政治信仰中的人物及其思想、学说、理想，也可以高达宗教崇敬的程度。

中国信仰的核心，无论在其政治信仰、文化信仰、民族信仰还是宗教信仰之中，都体现出其追求“大一统”即整体共在的这一奥秘，都可以发现其对中国社会独特、持久的整体性和一统性传统及其发展惯性的注重和神圣化。中国社会体制在世界政治史范围中乃是一个极为典型的超稳态、持久型的“大一统”社会，其旺盛生命力，源于中国社会所持守的“海纳百川”、“多元通和”的圆融、共构精神，它要求一种神圣的“大同”世界，纵令有异也需达到不同而和的共融，这为今天中国社会政体所倡导的“和谐文化”奠定了基础。当中国突出并实践“斗争”哲学时，社会则基本处于混乱、动荡的状况之中，其结果是人人自危，信仰丢失，就连其倡导、实践者本身也不例外。而“大一统”政治及文化理念的持守，既需要求同存异，也允许和而不同。在当前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已进入多元社会的氛围中，人们希望的是一种多元并存的局面，却没有丢掉“大一统”共在的共识。其维系及坚持乃是中国信仰文化的力量，这种坚守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信仰之魂。为此，信仰不可相混，却必须对话沟通。这种信仰对话、信仰包容，则可使中华更美好，世界更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