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儒学是中国文化核心完全是误解的结果

2012年09月21日 17:53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兰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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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

本文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6期，作者：兰溪，原题：《南怀瑾感论儒家与政治》

孔子秉承周公汇集教化的宗旨，只是“陶铸尧舜”，教导人们如何塑造圣君和贤相的典型。

常有人问南怀瑾先生，“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吗”？他常不知所对。

他以庄子的“大椿之树，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为喻，说：“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因时代久远，自然会形成庞杂而高深的特点，枝条茂密，干叶缤纷，又加上攀附干叶之外的藤萝茂草，纵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一一剖析精详，又岂能随便即加定论？”

但南怀瑾先生仍然以他毕生所累积的知识，对中国的儒家文化的流变做论述，微言大义，是非评价皆在行文之间。（以下根据南怀瑾先生文稿整理）

儒学的误会

要讲中国文化，实在不能以一概万，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强地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本质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粹是儒家或孔孟之教。再看历史政治学术思想的运用，实质上，也掺杂了法家、道家、兵、农、儒、墨等诸家之学，并非完全属儒家学说。

讲到文化，首先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更要精细读我们先民的历史。对于有堂皇尊号三皇五帝等，暂且不论，只要从众所周知我们的共祖轩辕黄帝所建立的文明开始，大家就会了解，我们的文化是有上古原始自然科学的天文、星象、历数，以及人群生活技术的农业、畜牧、兵器等的开发所形成的；然后根据自然规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务的政体官制。但是这一切的上古传统学术，后来却被汉代的历史学者们，统统将之归纳到道家、阴阳家、杂家的范围里，因而形成汉代以后的中国文化，似乎只有读书的儒生们所代表的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个现象完全是由误解产生的结果。

如果说自周公制定礼乐，再经六百年后孔子删诗书、订礼乐，形成的孔孟、儒学，就是中国历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尽然。须知周公、孔子著书立说的目的，只是汇集先民对于人道文化的精华，传之后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都能做好一个“人之谓人”。万一出而为政，为社会人群来做大事，必须博古通今，知道如何才能做好一个圣君贤相。换言之，孔子秉承周公汇集教化的宗旨，也正如庄子所说的只是“陶铸尧舜”，教导人们如何塑造圣君和贤相的典型，使他为人群服务而不负平生所学。

但遗憾的是，自秦汉以后，所谓的儒生们，为了谋求荣耀的职业，而出仕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权力的帝王陛下，臣伏称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更不是号称有“致君尧舜”之道的臣子，岂非春秋大梦。由此而使负有师儒之道的儒家学说，以及“五经”“四书”等儒学内涵，反而变成千古蒙尘的迂疏之学了。虽然如此，但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历代的儒生们，总算还保留周、孔之教的精神，而使儒家之学发挥了经络作用，成为周延贯穿诸子百家的重要文化了。等于人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如果没有经络的作用，就会断绝生命而无生机了。

师儒之道

从周武王奋起革命，推翻殷商末期纣王的暴政，建立诸侯分封，中央集权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于欧洲历史上的联邦政体。但周朝封建制度，并非类如欧洲中古时代奴隶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政体，由周公姬旦制定礼、乐、刑、政制度，并以师儒之道为最高导向，所谓：“师以德行教民”，是以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为基础；“儒以六艺教民”，是以全民自治的文武合一和生产技术相结合为根本。但时势的驱使，任何一种体制，始终难逃盛极必衰的自然规律，所以周初封建体制虽然是以师儒之道精神为基础，但是经过几百年，也便趋向衰落而变质了。

到了春秋时期，所谓师儒之道的礼、乐遗风，只有周公后嗣的鲁国，大体上还保有周礼文化儒术的规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鲁国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遗志的精神，“删诗书，订礼乐”，传述德行之道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相结合，保留兼备师儒为一的教化，作为后世的准则。孔门弟子如颜渊、曾参，传承了孔门以道兼艺的精神；至于子游、子夏等人，稍有不同，是以文艺兼道为主。因此，春秋末期，在鲁定公、哀公、（公元前509~468）时期的鲁国，还保留儒术最为纯朴的风气，这也就是后世至今所说，鲁国这个时期，为儒家学术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时期。

秦汉儒术

战国开始，除孟子以外，由儒家衍出的荀子（荀卿）儒术，便大有不同于曾子、子思传承的道贯。而且由孔子订定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的传说，也各自主守师承，显现了分歧。秦始皇统一天下，由荀子的弟子李斯为相，建立以法治为主的政权，完全舍弃周鲁儒家的典范。因此，在秦汉交替的七十年间，所谓儒家经世之学，几乎命如悬丝，虽不绝，但如缕。

刘汉兴起的初期，旧史所称誉的文（汉文帝）景（汉景帝）之治，它的文化政治精神，大体上是以黄（黄帝）老（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刑名（法治）相掺杂为主体。再传到汉武帝时代，才有所谓“罢黜百家、一尊于儒”的时势出现。如果站在现代思维法则，评论汉武帝时代的文化历史衍变，对于“罢黜百家”之学的得失成败，实在难下定论。但自汉武帝到汉宣帝以后，汉朝政权政府中的人才，如公、卿、大夫、士、吏等各阶层，大致来讲，确实是彬彬多文学之士，蔚成一代风规。

东汉以后，号称儒生数万人，对五经章句训诂的学问，反而越来越疏懒，一般所谓的高名善士，不但不能以周、孔之学致君于尧舜，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后的一群太监。在朝廷中的有学之士，厌恶太监们的擅权与专横，一般自命为君子的儒生，不能如君子的周而不比，反而形成入小人们比而不周的党派，因此与太监们竞斗权力，在历史上首先出现东汉特殊的党祸，终使刘汉政权，陷于衰落败亡了事。但我们在前后《汉书》中，如能注意儒林的传记，便可知道两汉经师家法和授受的秩序，对于周礼师儒之道的精义，虽然并未达到最高领域，但在当时的名儒大臣们的章疏文辞中，祖述周、空法言，对于辅助当时的政治和教化，仍属相当有力。所以历史学家们认为汉儒：“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生之效也”。这些评语虽是秉笔写历史的儒家们的主观之言，在儒言儒，大致也是事实，不能完全厚非。

佛儒掺杂

到了魏晋时期，因受汉末儒学空疏迂阔的刺激，学术思想一变，偏向《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之学崛然盛行，儒家经学几乎有衰歇停顿之趋势。尤其自东晋以后，政局演变成南北分治的割据局面，师儒之道的传承，也就渐渐发生异同的见解，北魏和南朝的萧梁时期，对于儒家经学的义理注疏，文辞更臻缜密。南方的学者，喜新而厌旧；但北方的学者，守旧而疑新，甚之，讥诮南朝的学者标新而多伪。在此时期，印度进入中国的大小乘佛教，布译新知，与三玄之学互相合拍，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化吸收并融汇新知的特色，姑不具论。

隋、唐之际，承接魏晋南北朝两百余年儒、佛、道三家之学的互相掺杂之后，思想开放，从儒学的六艺变成以文艺为胜场。文章诗赋，别开生面，除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汇成巨著之外，师儒之道的精义，专家传经的风气，几乎绝响。李唐三百余年间的文运，雄浑潇洒，风流倜傥的别致，其实，都是禅道与文艺相仍的天下。中唐以后，名臣学士，为了政见的异同而兴意气之争，师儒之道的经义，在学术上并无特别的创见，如李德裕和牛僧孺的党派之争，无非是文人学士在意气上的用事，以致祸延朝野。直至唐末五代八十年间，高明之士，厌倦时势，大多不逃于禅，即归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