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莫言演讲关键词：揭莫言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

人民网文化频道12月6日综合报道 12月5日，作家莫言乘飞机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根据诺贝尔基金会提供的信息，12月7日，莫言将在瑞典皇家学院进行45分钟的演讲。据悉，莫言今年演讲的题目是“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s)，主题为“文学、故事、家乡、亲人”，并且在演讲中还会提及自己的“老乡”、著名文人蒲松龄。文化频道为您解析莫言演讲中的五大关键词。

关键词一：蒲松龄

莫言说：“蒲松龄是根本的影响,是伴随着我的成长所产生的影响。童年时期我就听到了很多和蒲松龄笔下的故事完全一样的故事。像我在乡村的时候,小学的时候,甚至更小的时候,就听村子里的老人讲狐狸变美女啊、公鸡变青年啊、大树成精啊,等等,这样的故事实际上就是蒲松龄故事的原型。我长大了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发现:‘哎,这个故事我小时候听村子里的老人讲过’。”【详细】

关键词二：文学

在满足了写作最初的愿望以后,对文学本身的一种爱好让我一直坚持写作。我有对小说神秘感探求的一种欲望。我想小说发展到这个时段是不是已经停进了,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写出一种更加有意思的小说,我还能不能写出一部和过去不一样的小说呢,这些都是激励我写作的动力。【详细】

关键词三：家乡

要把“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

莫言曾在采访中谈及家乡高密时说，“作家福克纳立足家乡,他一辈子写他的像邮票那么大的一块地方的家乡,但是这个地方,往深里挖掘,挖出一口一口的深井,井里冒出非常旺的泉水。我感觉这一点对我自己的启发很大,一个作家必须创造出一块属于自己的乡土、文学的乡土。在他的影响下,我的作品中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些字眼。那么这个‘高密东北乡’,就是从这个地方往东北方向——高密县城的东北方向的几十个村庄,我们习惯就叫做高密东北乡。我觉得福克纳通过写乡土确立了自己在美国文坛的地位,同时也确立了自己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他的小说实际上传达出了一种非常深厚的恋旧的信息——对乡土文化、对农业文明的眷恋,而且,针对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不断地侵袭、不断地占领,表示强烈地反感。所以我觉得他的小说的忧伤的怀旧情绪对我们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讲,也是引起很强烈的感情共鸣。1984年我正在北京,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福克纳的书,感觉跟福克纳的情绪很吻合。因此,我想受他的影响,主要是福克纳的写作立场跟我非常接近。他的写作也为我们提供了范例。我当时就有一个野心——我也要把‘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在世界地图上可能很难找到这个地方,但是在世界文学地图上,应该有一个‘高密东北乡’,所以福克纳应该是我没有见面的导师。”

莫言说，高密养育了我,我生于斯,长于斯,喝了这个地方的水,吃了这里的庄稼长大成人。在这里度过了我的少年、青年时期,在这里接受了教育,在这里恋爱、结婚、生女,在这里认识了我无数的朋友。这些都成为我后来创作的重要资源。我想我小说中的大部分故事都是发生在这个乡土上的故事。有的确实是我个人的亲身体验,有的也是我过去生活中的真实记忆。很多的邻居、我生活的村子中的人,都变成了我小说中的人物——当然,经过了改造。另外我们村庄里的一草一木、例如村子里的大树、村后的小石桥,也都在我的小说里出现过。也就是说我在写作的时候,我的头脑中是有一个具体的村庄的——这就是生我养我的村庄。或者说,整个高密东北乡,都是我在写作时脑海中具有的一个舞台。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说,真实的高密东北乡,养育了我,也养育了我的文学。

莫言表示,文学上的“高密东北乡”,是在真实的高密东北乡的基础上的想象和发展。早期的写作,很多都是依据了这种真实的事件和亲身的经历。但是这些东西毕竟是有限的。一个人要连续地写作30年,无论他有多么丰富的个人体验,都会把这种体验写完。那么这就需要不断地从外部世界汲取写作的素材——把别人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历、把别人的故事当做自己的故事来写。可以说,后来我把外面很多的东西拿进了我的“高密东北乡”里来。

莫言说，我在写《生死疲劳》的时候,写过很宏大的一个场面:就是2000年的新年之夜,高密的县城的中心广场上,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都到这里来聚会,来迎接新年、倒计时,广场的上面有一座高高的铁塔,铁塔上面不断地变换着数字——倒计时记录新年的距离,而且天上飘着鹅毛大雪。但是事实上,真实的高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场景的,高密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广场。那么这个场面是哪里来的呢?是源于我和几位记者2005年到日本北海道的一次采访。当时我们在北海道的札幌市的中心广场上度过了新年之夜,跟成千上万的日本民众在一起。那么我小说里描写的这一个场面就是在日本发生的。但是我把它放到了我的小说里、放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移植过来。那么在写作当中,这种事情发生了很多很多。将来你们也会看到,你们从青岛一路开车过来的时候,路过了高密,高密一马平川,是平原,别说高山了,连一个丘陵也没有。河流大多干涸见底,河里的水很少。我的小说里经常会出现沙漠,出现茂密的森林,出现很高的山脉,这都是哪里来的?这就是移植、想象。在《蛙》这部小说里,有一条波浪滔天的大河,河上有很多的船只,水非常深,但是事实上在高密的版图上没有这样一条河,我老家房子的后面有一条河,但是已经干枯多年了,去年才有一点点水。所以说小说家的真正故乡和小说家笔下的故乡,区别是很大的。但是它的根是从真正的高密东北乡生长出来的。我就是这样东拿一点、西拿一点,再加上自己的加工、想象,就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王国。福克纳说他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他让谁生谁就生,让谁死谁就死。那么我在文学创作中也有类似的体验。我曾经说过,我创造了一个文学的王国——高密东北乡,我就是这个“王国”的国王,我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我想这些经验与福克纳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