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道德的“殉道”者

1992年11月17日，作家路遥因肝病去世，42岁。

如果未来有一部由读者书写的文学史，这个人的死必将作为一个文学事件，被郑重地记录下来。因为他是一个“殉道者”。

我说的“道”，不是抽象的道理，也不是宗教信仰，而是道德。可以说，路遥对于道德，是怀着宗教一般虔诚的心的。

读路遥的小说，你很容易被无处不在的苦难所打动。他迷恋叙述苦难，并在苦难中发现崇高。《平凡的世界》正是以孙少平痛苦的学生生活为开端的，贫穷把他打到人群的底层，饥饿和自卑折磨着他的身心：

“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窃一班，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和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铁勺刮盆底的嘶啦声像炸弹的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血涌上了他黄瘦的脸……”

痛彻骨髓的描写，隐隐地可以看出路遥与俄罗斯文学的联系。1984年接受《延河》采访时，他曾透露自己最喜欢的作家，其中最多的是俄罗斯作家，有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肖霍洛夫、恰科夫斯基、艾特玛托夫。他是俄罗斯精神的儿子，继承了她悲天悯人的情怀，“直面苦难，抵抗邪恶，追求真理”。因此，他的笔下出现了高加林、巧珍、德顺爷爷、孙少平、马建强、卢若琴……路遥把自己当作他们，把他们看成自己，因为他们的忧伤、痛苦和希望就是他坎坷人生的镜像。路遥怀着深深的同情心，所以虽然他们在肉体和心灵上受着煎熬，却并未屈服、绝望、沉沦，犹如一个英雄。巧珍被高加林抛弃之后，村里人以为，“她就是不寻短见，恐怕也要成个神经病人”，但是巧珍没有死，也没疯，“她留恋这个世界，她爱太阳，爱土地，爱劳动，爱情朗朗的大马河，爱大马河畔的青草和野花……她现在只能接受现实对她的这个宣判，老老实实地按自己的条件生活。但是，不论怎样，她在感情上根本不能割舍她对高加林的爱。她永远也不会恨他，她爱她，哪怕这爱是多么的苦！……她觉得大地的胸怀是无比广阔的，它容纳了人世间的所有的痛苦。”

巧珍的爱情蕴含着一种受难的性质，她要向大地一样，用无比宽广的胸怀，去容纳一个男人带给她的所有痛苦，所以这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姑娘，在我们眼里显得如此优美和高贵！这是道德对抗世俗的胜利。

有时候，路遥会让人想到巴金，他们都用热情书写青年的奋斗史，虽然目标不同，但是那理想主义的气质、主观介入生活的热情却十分相似。他们的文字在同时代或许够不上一流，然而热情弥补了文字的粗疏。如爱伦堡所言：“摆脱文字不流畅、结构不严谨，以及其他方面的缺陷，比摆脱心灵的冷漠要容易得多”。

但是路遥虽然热情，毕竟没有到达俄罗斯文学的精神深度和批判广度，这也不能不与他强烈的道德感相联系。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而路遥似乎是温和的，他只批判道德，对其他东西不甚关心（或者是有意回避）。例如高加林的人生困境，表面上看是对他的不道德行为（追名逐利，抛弃巧珍）的惩罚，实际上是改革初期不平等的城乡关系酿成的恶果。如果当时农民不是那样受歧视，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高加林怎么会离开巧珍，一心想进城呢？但是最后，高加林并没有像《红与黑》里的于连一样，对制度本身提出抗议，而是扑到在德顺爷爷的脚下，沉痛地呻吟、忏悔，于是，社会批判的主题被置换成了道德训诫，损害了《人生》本应该达到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因此，有的评论家说路遥这是用道德掩蔽政治，取媚于主流意识形态，我虽然不赞成“取媚”的说法，但对路遥小说的单纯，常常流于天真的缺点也无法讳言。确实，很多人初读《平凡的世界》，激动地仿佛找到了人生的航标，然而几年之后（也许用不了那么久），他们就怀疑起来，醒悟到：生活原来不是小说！于是他们告别了路遥。为了道德而牺牲了作品，这是我称路遥为“殉道”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刚好相反，告别了路遥的当代人，似乎看透了世俗的所有把戏，自己却没有力量跳出来，往更高的地方攀爬。他们嘲笑路遥天真的道德观念，自己却渐渐丧失了道德。作家或为了金钱，拼命制造文字垃圾，或耽于“文学性”，沉溺于高高在上的个人游戏，很少有人真正地把目光投向道德问题。在无牵无绊的当代人看来，道德像一个陈腐的历史观念，那么的不合时宜（难道我们真的进入了后现代社会？），路遥一生的追寻，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无谓的呐喊，惊醒了铁屋里人们的美梦。所以，路遥是一个“殉道者”，他为了道德牺牲了自己，而这个浮躁的时代也许并不承认他为人们所做的忏悔。

时间仍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尽管很多人对他流露出不屑，尽管文学史对他依然冷漠，可十五年过去了，路遥仍然没有死去，他的道德理想虽然不够现实，但缺少它，我们将会堕落到无可预知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