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路遥好友、作家白描:路遥的一生都在“摔跤”(图)

谈文学价值:路遥要做中国的司汤达

记者:路遥的文本是朴实的，但却能经久不衰，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白描:路遥作品的核心价值，是基于他对最普通劳动者的同情和挚爱。路遥在逝世后多年里，在与青年读者交流时，我经常感觉路遥没死。我以为，现在讲路遥没人听了，没想到各地依旧有大量的路遥的追随者。路遥成为了无数青年，特别是农村穷苦家庭出生的青年的精神楷模。他们从路遥的人生轨迹中，汲取了无穷的精神力量。在目前的中国作家里面，那种奋斗精神是独一无二的，路遥就像法国作家司汤达，他写出了中国的于连。

要理解路遥，就要理解陕北。陕北多少世代以来都是一块水土流失、苦焦贫瘠的地方。陕北的农民怎么种地?今年不管有雨没雨，有收成没收成，到春天的时候我都下种，该锄地的时候一定要锄，该干什么干什么。路遥就是生长在这种环境中，路遥以生命来创作的这股劲，来源于像他父亲一样的陕北农民在土地上刨挖的受苦精神。

记者:也有人认为，路遥虽然是大学出身，但知识面比较狭窄，文学资源主要来自于“十七年文学”和解冻前的前苏联文学，《人生》还是《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凭借的是他丰富的人生经验，但缺乏对历史的穿透性把握。

白描:这个断言太武断。《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用了路遥很大部分人生经验，但路遥还有更大的野心，还想写一部史诗性的小说，在《平凡的世界》之后，他计划中还有一部暂定名为《共和国纪事》的大书，他和我谈过的。路遥的才智在哪里?他写每部作品之前，都会在陕西作协大院中，反复和朋友们聊天、讲他要写的故事。朋友们说行了，他才行，说不行，他会去重新考虑。路遥决不闭塞，读书非常之多，视野非常开阔，是一个在文学的各方面准备非常充分的人。

记者:对比时下的新型乡土文学，有人提出，路遥已经过时，当代陕西作家、乡土文学应当另辟蹊径?

白描:路遥采用了一种凝重的现实主义。路遥的文学观来自前苏联文学、法国的左拉、司汤达等的影响，批判现实主义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了，也是他最拿手的。

我认为，任何创作方法都是作家精神劳动的一种工具，作家的较量主要不在创作方法上，而是在以下三个层次:一，基本功的较量;二，才情的较量，很多作家就很有才气，翻上两页不看作者的名字，就知道是他们的作品;三，人格的较量，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产生什么样的作品，托尔斯泰面对笔下的所有人物，哪怕是最讨厌的人，也像上帝注视自己的儿女一样，饱含悲悯之情，路遥就属于这类作家。

路遥对文学有一种近乎于宗教的虔诚态度

记者:路遥身后留下一个贫困的家庭，作家洪峰当街乞讨，是不是人们还缺乏对作家生存状态的关注?问题出在作协的体制吗?

白描:路遥的生前没有享过一天福，这是一个悲剧。现在路遥的五弟王天笑病很重，陈忠实竭力给予帮助，贾平凹致信给榆林市市委书记，呼吁榆林市政府能够照顾路遥患病的家人，结果政府决定给王天笑“花多少钱报多少钱”，并且把路遥的养母作为“低保户”养起来。我认为，中国作家制度必须改革，国外没有政府养的专业作家，但国外有很多基金会，他们资助作家，目前中国民间专业基金组织很不健全，功能也很不完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是应给作家提供一个较好的生存环境。

记者:审视新世纪的文坛，满眼浮躁之气，路遥的精神是否成为绝响?

白描:路遥对文学有一种近乎于宗教的虔诚态度，在当代文坛不能说再没有这样的人，但不多。

我们现在很多成熟的作家，已经进入一种经验写作的状态了。一些作家写出名了，功力炉火纯青了，于是将茶馆饭桌上听到一些故事，凭着他们娴熟的写作经验，捏弄出一篇很“好读”的小说来，这就是速见效也是速死亡的东西。

从今天看来，路遥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不是某种创作方法，也不仅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而是路遥式的执著的精神追求和诚实的劳动态度。这是他的遗产。路遥是个精神至上主义者，在目前中国这个精神缺失、浮躁奢华的拜物教盛行的社会环境里，路遥的笃定留给了我们一面检讨自我精神的镜子。

记者:有人说路遥身后短短15年，他留下的传统已在新一代陕西作家中断代?

白描:陕西作家不缺生活，但是缺少一种柳青、路遥传给我们的“咬透铁”的精神遗产。现在社会如此浮躁，路遥用数年写成一部《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用5年时间写出《白鹿原》，现在还有谁敢甘于这样的寂寞和磨砺?

其实，陕西作家还有个通病，美学准备相对欠缺，缺少一种开阔的视野去关照社会发展和笔下的人物，没有摆脱农民这个出身阶层带来的眼光的狭隘性。在道德观上也许能站住脚，但在历史观上，常常很落伍。比如改革给人们心灵和精神、给社会带来巨大撞击，陕西一些作家就经受不了，无限怀念往昔日出日落的耕作方式和农村农家院鸡犬相闻的生活方式。不独陕西作家，中国很多作家，特别是西部作家，都存在这样的迷茫和失落。

我觉得，以苍生、天下为己任，为劳苦大众鼓与呼，这是陕西作家最突出的特点，在全国作家中都是很突出的。我认为到目前为止，陕西作家这个传统并没有丢失。现在陕西作家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突破自身局限，用一种人类的、现代的思维方式去观照当今飞速发展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