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为什么暖人至今

为什么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能够跨越时代，暖人至今？答案只有一个——现实主义原则。路遥在80年代中期文坛普遍趋新，抛弃现实主义、奔向现代主义的浪潮中，背对文坛，逆向而动。《平凡的世界》不但恪守了现实主义的原则，更发展了现实主义，在“新时期”以来文学向“经典现实主义回归”的道路上达到了其他当代文学作品未曾达到的高度。

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中，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一个奇迹。一方面，它在1986年出版之初就遭到文坛冷遇，学术界、研究者对这部“手法陈旧过时”的作品基本忽略不计。另一方面，这部百万字的巨著却一直在普通读者中默默流传。几项权威统计都表明，《平凡的世界》堪称“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中最感人、对读者影响最大，也是最令人尊敬的作品之一。

更值得注意的是，《平凡的世界》的读者群一直在不断更新。新读者中既有“80后”大学生（大都出身农村），更有无数涌入城市的打工者。这部作品一直是盗版书摊上的畅销书，越靠近民工聚集区的书摊上，本书的盗版品种越是齐全。盗版书虽然大大损害了正版书的发行，但低廉的价格却使它到达了许多像《平凡的世界》主人公那样在底层挣扎的人手中。想想那些用身上仅余的饭钱来购买一部精神食粮的穷学生，那些在低矮的窝棚里、昏暗的灯光下寻找温暖和激励的“揽工汉”们，他们绝对是路遥的“核心读者”。我们不知道这个读者群到底有多大，也许他们构成了《平凡的世界》读者群中“沉默的大多数”。

在《平凡的世界》流行的过程中，读者间的相互推荐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朋友推荐给朋友，老师推荐给学生，父母推荐给孩子，哥哥姐姐推荐给弟弟妹妹……这种令人感动的“口口相传”与“学院派”的淡漠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

今天，长篇小说的生产数量每年数以千计，与此同时，文学却越来越边缘化。为什么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能够跨越时代，暖人至今？答案只有一个——现实主义原则。路遥在80年代中期文坛普遍趋新，抛弃现实主义、奔向现代主义的浪潮中，背对文坛，逆向而动。《平凡的世界》不但恪守了现实主义的原则，更发展了现实主义，在“新时期”以来文学向“经典现实主义回归”的道路上达到了其他当代文学作品未曾达到的高度。

从读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平凡的世界》深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是，作品中对农村贫困生活大量的细节描写在相同经历者中引起极大的情感共鸣，主人公不屈服于命运的奋斗精神也给予读者极大的精神鼓励。以“血统农民”的身份塑造出从中国农村底层走出来的个人奋斗的“当代英雄”，这是路遥对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现实主义作品的基本魅力之一，就是以扎实可信的细节创造逼真的现实感。但路遥与他极其敬佩的柳青等前辈作家不同，他书写的不是集体记忆，而是个人记忆。路遥笔下的主人公不再像梁生宝那样肩负集体的使命，他们的奋斗只是为了更好地安身立命、出人头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个人记忆”一直受到“集体记忆”的压抑，而正是这些被压抑、被扭曲的“个人记忆”实际上构成了一些“流行革命经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的流行因素，但它一直没有得到真正自由充分的书写。《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立意创作的一部史诗性的作品，政治斗争一直是这部作品的大背景和情节主线，但路遥有意让他的主人公远离政治旋涡的中心，孙少安、孙少平的成长历程基本像约翰·克利斯朵夫、于连那样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个人奋斗的历程。这种向经典现实主义回归的努力使“典型人物”从“高大全”中解放出来，成为既扎根于黄土地，又闪耀着“永恒的人性”光辉的“民间原型”，也使“批判现实主义”批判、抗争的对象从具体的政治制度、社会现实转移到更广义、抽象的生活和命运。同时，也使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在中国当代的文学生产环境中获得了更广泛的适应性：既以朴实、真实深得读者信赖，又比《白鹿原》等作品更加顺利地被主流意识形态接纳。

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不但能创造出逼真的现实感，还能成功地创造一种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幻觉。《平凡的世界》里那套扎扎实实的现实描写背后有一种非常光明乐观的信仰：聪明、勤劳、善良的人最终会丰衣足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书中一个个推动故事发展的情节安排（孙少安、孙少平不断遇到善人帮助、得到贵人赏识、获得美丽善良的高干女儿们“七仙女式的爱情”）都是基于这种信仰，这给了读者极大的心理满足和阅读快感。需要注意的是，《平凡的世界》写的是1975年到1985年期间北方农村的变迁史，这段时间内应该说是农村发展的“黄金时代”。正是这样一个相对的“黄金时代”的生活基础，奠定了这套朴素信仰的“光明内核”：社会虽然有不公正，但通过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终能获得成功和幸福。这套信仰是民间土生土长的，又合个人奋斗的精神，它提倡以个人的而非集体的方式改变底层人民的命运，在一个“后革命”的时代正是政府倡导、老百姓普遍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正是这套信仰，使这部作品在客观真实性和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之间达到了极佳的平衡。

其实，《平凡的世界》二十余年来魅力不减，而且越来越在读者的阅读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原因正在于这种时间上的错位：当年孙少安、孙少平面临的生存困境至今在很大程度仍是广大农村青年面临的现实困境，对于许多希望凭一己之力拼命向上爬的求学者、打工者来说，他们甚至面临着更残酷的生存压力，而路遥在“相对黄金时代”形成的“黄金信仰”又在一个道德危机的时代为苦苦挣扎着的下层青年带来了难得的温暖和有力的抚慰。

如果路遥活到今天，面临着今天作家面临着的生活现实，以路遥的敏感和真诚，他的作品里还能有如此坚定的“黄金信仰”吗？抽掉了这样的“黄金信仰”，现实主义作品还能保持常销书的魅力吗？答案是不容乐观的。这样看来，路遥当年抓住宝贵的“黄金时光”在回归经典的道路上一意孤行，所达到的也许是“顶峰”，所留下的可能是“绝唱”。可以说，只要《平凡的世界》所描写的现实还存在，只要没有超出其右的作品产生，它的影响力就不可替代。而能不能再出现一部《平凡的世界》，要看文坛能不能再出一个路遥。

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路遥最令人钦佩之处在于其对自己写作信念的坚持。对于文坛和评论界的“冷遇”，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之前就有着清醒的意识。对于他来说，运用一种“类似《人生》式的已被宣布为过时的创作手法”结构这部长篇巨著不是出于一种文学观念上的无知或文学技巧上的无奈，而是一种“清醒状态”之下的坚定选择，是“个人对群体的挑战”。路遥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内完成的长达数万字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可以视作一份补发的挑战宣言。

在这份“宣言”里，路遥表示，他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冥顽而不识时务”的创作态度，是因为他坚信现实主义在中国没有过时，而是仍会有“蓬勃的生命力”。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还远没有达到顶峰，以至于作家必须重新寻找新的路径。另一方面，路遥认为，检验一种文学手法是否过时，关键要看读者。从中国读者的接受状态来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才可能满足各个层次读者的需要，这是任何一种“新潮”文学手法都做不到的。

路遥十分不满于当时理论界“一窝蜂”地“趋新”的风潮，他虽然承认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的借鉴对中国文学发展有重要、积极的意义，但严厉指责文艺理论界对这类作品创作实绩的过分夸大，乃至贬低、排斥其他文学表现形式，甚至认为这种“病态现象”会造成与“四人帮”的文艺殊途同归的“新的萧瑟”。

可以说，向经典现实主义回归是路遥深怀于心的“未了情结”。这个“未了情结”其实也深怀在许多作家和广大读者心中。但在当时“听不到抗争和辩论的声音，看不见反叛者”的情况下，支持路遥的唯一力量是读者。他说：“你之所以还能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

这部只面对“读者上帝”创作的作品最终赢得了“读者上帝”的厚爱，为此呕心沥血、英年早逝的路遥可以含笑九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