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人和人不一样，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图)

年轻作家转向都市写作，路遥遭后辈背离?

在路遥的创作感悟里，有过这样一段自白:“我在稿纸上的劳动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此，这劳动就是平凡的劳动，而不应该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觉;由此你写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这平凡世界中的一员，而不是高人一等……”

在路遥的创作视野里，有过这样一个判断:“我国不幸的农村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毫无疑问，广大的落后农村是中国迈向未来的沉重负担。”

时至今日，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白描回忆起当年的这位老友，掩不住唏嘘:“我还记得许多年以前，路遥跟我两人赤脚走到了西安最繁华的地区——钟楼。走到钟楼时，路遥的情绪突然没有了。他想起了陕北那些受苦的老百姓，情绪完全败坏了。无论走到大城市的哪个繁华的地段，路遥都忘不了在受苦的老百姓。”

源自对乡土、对农民深切的爱，路遥甘用生命最后的年华，钻煤矿、下农村、居陋室，撰写出一部沉甸甸的、反映1975-1985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变化的长篇巨制《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墓碑上，深情地刻着两行金色的大字——“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

路遥身后的15年，“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低龄写作军团”等商业化写作屡现，一向素以朴实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为特色的陕西作家群体也开始出现了“面临断代”的自省式疾呼。眼下，更多70、80后陕西作家开始远离乡土，描摹私人、描摹都市，这令一直守望、关注陕西文学的不少人大呼失望:难道从第一代柳青到第二代的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陕西作家所开拓的深沉生活体验、广袤文学格局、超拔文学人格，即将走到终结?

对此，陕西作家李星认为，随着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人们的价值观也多元化了，面对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现象，陕西作家不能只是埋头写悲惨的生活、写苦难。“农民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已经完全不是过去那种了，劳资关系变化了，比如保姆现在很难雇到了，反映出劳动成本上升，这也是全球化带给中国最底层劳动者的影响，这些，我们作家不能不看到!”

对此，白烨认为，现在文学创作环境已大不一样了，干扰作家的因素很多，第三代陕西作家基本上没有出现特别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也是中国文坛当下的普遍问题。“这其实不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时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