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越胜：灯者 破愚暗以明斯道

2012年04月14日 16:59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李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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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写也好 让别人也看看

南都：《燃灯者》这样数万字的回忆性长文，写作的过程是怎样的？

赵越胜：我在获奖感言中已说过，《辅成先生》这篇回忆录，是一次“私人写作”。可以说，是个人思想与情感的“返乡”。辅成先生年事已高，虽然他总说自己要“争取活到100岁”，但人毕竟上岁数了，难免出状况。不过周先生在智力上没有任何衰老的迹象，和他谈话，应对之快，记忆之好让人吃惊。有时他谈起国内情势，倒让身在海外的我耳目一新。南方都市报2007年曾采访过老人家，访谈中，老先生对当前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一些现象，有那样犀利的批评，那时先生已96岁，这真是一个奇迹。我私心已定，写篇东西给先生，记下从1975年至今先生对我的教诲。一方面是让先生在寂寞的晚年知道，后辈晚生仍有人记得先生几十年的教诲，让先生读后能说一句：“吾道不孤”。另一方面表达我的感恩。是与先生的邂逅，让我知道精神生活的尊严，是老人家点亮了灯，照亮了一个如此丰富的世界。能看到这个世界，才不枉为人。这份恩惠太深厚了。

南都：这本书面世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您当初有没有想到自己对辅成先生的回忆性文字能激起那么多共鸣？有何感想？

赵越胜：我在文中对这个世界的展示实在是挂一漏万。和先生一起谈话，碰到某一个问题，他会突然停下来，想一下，说有某几本书，你要去读，现在谈的这个问题，在那些书里有讨论。甚至我在海外，和先生通话聊天，他也仍是这个习惯。我虽读书很勤，但笔头很“懒”，为文甚少。可能心中仰望的东西太多，想问题时，总会和大家比较，觉得某个问题不会比他们做得更好。于是宁愿倘佯在思想之林中享受而不愿费力去登攀。我这个毛病，朋友们都知道，甚至跟他们有过很激烈的辩论。比如周国平先生是督我作文最力者，他曾很严厉地批评过我。写周先生倒是我内心的冲动，但也未想公之于众，一是想给周先生看，一是想给朋友们看。其实细想想，我写点文字几乎都是给朋友和为朋友的。想想我们先人，谁不如此呢？那些流传千古的文章，似乎是从友谊的缝隙中漏下来的啊。文章写完四节时，周先生摔了一跤，身体状况恶化。我妻子说，别等了，有多少先送先生过目吧。就这样，送先生读了四节。先生只留下了一句话：“写写也好，让别人也看看”。这话的深意，朱正琳先生在书评中已分析过了。

南都：您在书里十分完整地再现了很多有细节有层次的场景和思想对话，你自己也提到当时与辅成先生见面时都做了笔记，为什么当时会做如此详细的笔记？还能回忆具体的场景吗？

赵越胜：您问文中细节。我质不过中材，学不过开蒙，但有一点稍可自矜，就是天生记忆力绝好，尤善记细节。一个事件如果没有这些细节，它还存在吗？太史公记项王破秦后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不道一字项王之威而威自见。普鲁塔克著《希腊罗马名人传》多少细节在册。当然。我所说的细节是我眼见的细节。有可能的话，每遇有点意思的事，我都会记下细节。一次和北岛先生在诺曼底玩，几年之后和他谈起细节，他说你讲的这些地方，我怎么好像没去过似的。他是诗人，想象是他的世界。我是读书人，记忆是我的特长。我文中写周先生为我烧咖啡时，竟觉得咖啡香气弥漫。

当然，跟周先生读书，听周先生授课，我总会记笔记。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在国外每次和周先生通完话，我都会做个记录。文章中的一些周先生的话，就是从这些记录中摘出来的。我1978年入哲学所工作，曾跟所里资料室的刘青华先生学做哲学资料的主题分类，也就学会了建立资料档案。我和朋友的通信都按作者分类编号入档。可惜去国已久，又逢家庭变故，这些资料大半散失，但就我手中尚存的那点儿都极有趣。扬之水先生写《〈读书〉十年》，我告诉她，我可以给她提供档案原件。互联网时代，朋友通讯都用电邮，书信这类体裁不再，适足扼腕。

何谓“燃灯者”

南都：如何理解“燃灯者”及“点燃火焰的人”的比喻？什么样的人称得上你认为的“燃灯者”？他和什么样的精神品质相关？当下这个时代，燃灯者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亦或是与时代无关？

赵越胜：《燃灯者》的书名是受《五元灯会》中的一句话启发，“是知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佛家经典中有燃灯佛，为释迦牟尼去世授记。该佛出生时周身光亮。我喜欢他带来光明的意象。这个意象又被先人加以破除愚暗、启示大道的含义。而且，我个人更把佛家经典这个燃灯的意象理解为以片语开人悟的觉者。所以，我曾在给梁治平先生的信中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皆可为燃灯者。辅成先生不用说，是燃巨烛之人，而唐克小子亦是我的燃灯者”。这个破愚暗就是启蒙。出简体第一版时，英文名由葛海滨先生译作T orch bearer，当然是很好，有持火炬、传承和启蒙的含义。但我坚持要改成E nlightener，为的是突出启蒙的意思。

南都：您怎么看“启蒙”？

赵越胜：说到启蒙，立刻就会有两个对立的形象，启蒙者和被启蒙者。这固然不错。但一个经过“启蒙”洗礼的人却会对启蒙本身有更深入的思考。康德对启蒙一词的阐发，强调“要敢于使用你自己的理性”，这就把启蒙一词的内涵从“要人教”到“教别人”扩展成“教自己”，也就是把它变成一个理性自由的问题。再往下推，就必然会走向道德问题。蒙昧不仅仅是时代与社会，专制与欺骗的结果，它也是个人意志和心理问题。康德以为那些“依赖监管的人”，往往是因为个人的懒惰与懦弱。在他之前，拉波哀西已提出“自愿奴役”的问题，晚近又有弗洛姆专论“逃避自由”。所以启蒙不仅是一个历史概念，还是一个哲学、心理学概念。它不终结于十八世纪的欧洲，二十世纪的中国，而仍是一门日常功课，随时提醒个人理性保持清醒，不仅外观社会蒙昧，还要随时内省自身的蒙昧。因为蒙昧不断被破除，又不断被制造。这就是周先生教我读苏格拉底的本意。回到“知己无知”，回到“认识你自己”，才是求真的正途。当下“启蒙”一词，被任意滥用，反而丢失了其最深层的含义。一些政治势力以“启蒙者”自居，而被启蒙的芸芸众生却永远顽冥不化。这个悖论也恰说明这些“启蒙者”实际上是“大蒙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