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散文家赵越胜授奖辞：为思想找寻薪火相传者

2012年04月14日 16:57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李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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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越胜

赵越胜，人文学者。1970年在北京当工人。1978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参加筹办《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进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现代西方哲学，获硕士学位。1982年进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1989年移居法国。著有《燃灯者》

[授奖辞]

赵越胜以文修身，以心观世，下笔谨严，思力深切，但这种无声者的声音、自觉者的觉悟，多为个人思想的珍藏，时代主音之外的雅歌。他出版于二○一一年度的长篇散文《燃灯者：忆周辅成》，亲切、简明地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布衣中的贵族、凡人里的大师。周先生的智慧、寂寞、笃定，连同他与时代肝胆相照之时的呐喊，昭示出的乃是黑暗中的光亮，寒夜里的暖意。这代知识人高迈的风骨、超拔的心性，已为现世所遗忘、权贵所鄙薄，却在问道、求善者心中长存。赵越胜为燃灯者立传，为思想找寻薪火相传者，也为这个价值与情操全面失守的世界留下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获奖感言]

尊敬的评委和来宾：请原谅我远在海外，不能躬临盛会。但知己天涯，空间的遥远无碍心灵的相近。你们的宽宏使我受此殊荣，我深感荣幸亦小有惶恐。我去国已久，没有像诸位那样亲见华语文学近年的成长与流变，也未曾贡献自己的心力，耕耘于这片土地。因此，我不敢自认这是对我个人的奖掖，我深以为，诸位褒扬的是周辅成先生那一辈中华学人。我在《燃灯者》一书中挂一漏万地记录了他们的风范，因为我曾受他们熏陶，被他们感动，从他们受益。

坦白地说，我讲述《燃灯者》的故事，并没有想把它们公之于世，那是一次私人的写作。周先生教诲我三十多年，如今他不在了，我想通过文字留他老人家在身边，这是一份感恩。施韦泽说过：“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深深感谢那些燃起火焰的人。我们受其所赐，就应向赐予者表述我们的深谢之情”。先生走了，我再没有机会面谢他老人家，只能用苍白的文字在老人家身后寂寞的世界里刻下一道痕迹。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林道群先生力劝我将之付梓刊行，是财新图书的徐晓女士坚持出大陆简体字版。该书的获奖也是他们的功劳。

寂寞是哲人世界的常态，也是知识人的本份。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的世界是属于权势精英的。我们的先人早明其理，他们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我称周先生是知识人而不用时尚的词“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包含了太多的歧义。班达用clerc而非intellectual来命名他的名著《知识人的背叛》，因为clerc一词的本意是守护神圣秩序之人，在中世纪被用来称呼神职人员。在我看来，这个神圣的秩序就是人类的终极关怀和普适价值，不管它是来自神恩还是自然法的规定。这个词近于我们先人典籍中的“士”，经典儒学中的士是大道的守卫与传播者，士“志于道”，士“从道不从君”。班达所论的这类知识人，应该执着于不计功利的精神追求，言说更高价值的存在，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评骘世界的狂乱，断称“我的王国不在此世”。

这个“不在”绝非冷漠放任、寄意旷远，而只是不把思考的疆域囿于某个“现在”，因为或许这个当下此时已丧失了存在的必然合理性，无论其外表多么煊赫，它也只是横亘于空间，持存于时间。这类知识人所言说的东西，虽不囿于“此世”，却更深地植于人类存在的厚壤。他们像抓紧海底礁岩的锚，一任海面波涛汹涌。他们的职责是持守，他们的武器是语言，他们的境遇是寂寞。

这寂寞的言说却有它无尚的尊严，君王威权欲以势相夺，知识人却借天地之声一叩洪钟，使寂寞发为大音。唐雎一士之怒，以“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力抗秦王，反至未来的始皇帝“长跪而谢”。彭皮尼骄傲地告诉凯撒，您可以给人民以公民权，却不能给人民语词。这堂堂正声捍卫着知识人和语言的尊严。(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语言也会经历厄运。人一旦为奴，心便遭桎棝。朗吉努斯早告诉我们“奴隶偶或有其他才能，但奴隶却没有一人能成为演讲家”，因为“辩才的源泉是自由”。不然，我们不仍能眼见无数词语堆砌着？无数印刷品流布着？无数聒噪震响着？是的，但这些只是语言的躯壳，言说的精魂早已流离失所。言说不再是心灵交流的工具，思想自由的载体，爱与美的表述，而成为隐蔽的暴力，以威权的蛮横和说教的空洞遮蔽了人的本真生存。这诉诸暴力和虚假的语言，只适宜培养奴才，也只适宜奴才使用。奴才的语言没有尊严，它靠卖弄耻辱获取快感，以俳优的谄笑博取权势的赏识，一有机会，它们便会把民族连同它的语言一并拖入深渊。

贵奖立名“华语文学”，这一份担待何其沉重。中华先人素有对文字的崇敬，《文心雕龙》开首就是“文之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径直把文看作与天地同生共体。回首先秦诸子的雄辩，大汉赋者的壮阔，魏晋名士的飘逸，盛唐诗家的浑涵，两宋词人的旖旎……数千年中华民族的精神多存于这些灿烂的文字。华语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盛衰荣辱，那些先贤燃起灯火，照亮的恰是华语的幽途，甚至对外邦先哲的研读，也是为寻觅一条华语未来之路。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学习语言，像手指之于键盘，步履之于薄冰。心灵感受音乐，手指让钢琴鸣唱，理智知道危险，感觉却寻找立足。在此学习中，我们常涉足贫瘠之所，荒原上会站满欢呼的人群。辅成先生却提醒我们，贫乏的心灵觉不出贫瘠的语言，壅塞于途的闲言、高台之上的喧哗，往往会被视作丰裕的明见。终于，轻肥的言语遮蔽起苦寻的真知，像波舒哀所言“我想给你们的肉体创造其精神，谁知你们连精神都充满肉欲”。

让肉体焕发出精神，这是教化的责任。苏格拉底视为终身任务。教化必需启蒙，点亮灯，让光投射到远处。所以康德说“教育便是面向未来”，他指出，我们首先要有善好的观念，然后让受教者相信，尽管困难重重，这个善好是可以实现的。他问道“如果现实社会中人人撒谎，诚实就只是幻想吗”？燃灯的师长们恰恰在此，以自己的学识和修为实践着教人趋向善好的活动。他们身上体现着师道尊严。在士林凋残、斯文扫地的年代，他们高贵的人格便是那盏放在灯台上的灯，“照亮了一家人”。因为他们，我们才不至陷入只见人群不见人物的空虚。因为他们，我们才不至在黑暗的荒原上载歌载舞。诗人朱赢吟咏道，“你点亮了灯，我才开始恐惧黑暗”。我想接着说，正因为体会到此一恐惧，我们才奋起争取光亮。(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