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消失的歌 忆黄裳先生

2012年09月06日 06:06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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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追忆】

在每天要看的众多报纸中，东方早报是比较可读的，活泼而生动，能抓住新闻要点而深入开掘下去，引人入胜。

“很多歌消失了。”

这是黄裳的好友汪曾祺在其小说《徙》开篇所写的第一句话，意料之外的是，在汪曾祺走了15年后，黄裳也成了那支“消失的歌”——（9月5日）晚六点多，听到同事说“黄裳6点走了”，惊愕之余，几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直念念叨叨地去再去看一下老人，一直没有实现，怎么老人就走了呢？

电话给一位喜爱黄裳多年的老友，那边正在喝酒，告诉了老人去世的消息，电话里一阵沉默，终于叹一声，说：“老人真不简单，春节期间还写万字长文，怎么就走了呢？”

老人是不简单，生于1919年的黄裳或许算是上写作界的一个奇迹——几乎每隔一两个月，这位90多岁的老人便有长文刊发于《东方早报》及其他报刊，笔底矫健老辣，且不断有新著问世——这样的高龄与这样笔力的文章，在中国当代写作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对老人，其实有很多的话要说，然而乍闻老人辞世的消息，心乱之中，竟不知从何说起。

最初读老人的文字还是在十多岁时，那时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本杂志，刊有一篇《淮上行》，彼时正被一些文字粗疏的小说搞得大倒胃口，读此文低回婉转，如品佳醪，一股名士味，隐隐可见，不由眼前一亮，且所说又是沿运河从扬州到淮安的典故往事，很是亲切，就此记住了作者“黄裳”这个名字。此后似乎是逢黄裳的书都是要买的，陆续买了《榆下说书》、《银鱼集》、《小楼春雨》、《珠还记幸》、《妆台杂记》、《来燕榭集外文抄》以及全套的《黄裳文集》……而真正见到老人却是到2006年，当时是李辉先生引荐专程拜访了老人。

后来自己把这次会见的印象与读黄裳文章的体会写成一篇《小楼深巷，恂然一翁——黄裳印象记》，老人读后专门回信，称对其文“赏鉴无虚”，还有一些勉励的话语，读来很是感动，此后与老人的交往就陆续多了，几乎形成惯例，每年春节后都要去看望一下老人，随着老人听力的衰退，从最初的交谈，到后期的笔谈，再到以后的几乎无法笔谈，两三个月前，与朋友约好了一个周末去看望老人，准备去看的前一天，接到老人女儿的电话，说住院了，医院且下了“通知书”——这当然是瞒着黄老的，此后当然无法再去探视了，后来又听说医院尽全力抢救，终于转危为安，老人出院了，这让我真有不小的安慰。后来又听说有朋友在上海书展期间去看望了老人，总的印象是，老人身体当然不比从前，但似乎仍有不少写作的雄心。

想想也是，深居在上海里弄“榆下”的老人，深居小楼，读书写作，自得其乐，所谓“寒士精神故纸中”，自然不知老之将至，老天又怎能忍心带走这样一位老人呢？

然而老人还是走了。

回想与老人并不算多的交往，印象最深的是还是老人的性情之真，名士气，存古风，从年轻时到90多岁时，不少文章一以贯之的是雄辩其间，爱憎分明，真性情跃然纸上，读之让人心胸为之一阔，亦如唐弢先生评黄裳所言：“常举史事，不离现实，笔锋带着情感，虽然落墨不多，而鞭策奇重。”

近几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大概是2010年老人与一位作者打过的笔仗，91岁还要写万字长文，如姜桂之性，老而弥辣。后来去看望老人，老人提起这一笔墨官司，我说了自己的意见，自然也劝老人不必过于计较，多多保重身体，并告之网络上也有不少读者关心，老人且嘱我打印一些网上讨论——老人后几年对网络其实一直比较关心。

2010年元宵是汪曾祺诞辰90周年，编辑部讨论在东方早报做一期汪曾祺纪念专版，自然想到了老人——1947年前后，年轻的汪曾祺除了去巴金家的沙龙，更常与年龄相差无几的黄裳、黄永玉结伴漫步上海霞飞路，评说天下，臧否人物，那样一种意气风发与灵性的挥洒让人追慕不已。记得我电话也没打，直接写了一封信快递给老人，信中有：“李辉去年写有一文考证汪曾祺与黄永玉的交往与友情的变化，起首便是从1947年他们二人与您在上海霞飞路压马路写起……不知黄老是否愿意写一些文字回忆您与在上海的汪曾祺，如能写，就请电话我。”

这封信写出去其实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毕竟老人岁数太大了（当时91周岁高龄），然而出人意外的是，第二天下午，就接到老人女儿的电话，嘱我去取稿件，原来老人当天晚上收到信后，便就有不少感想，大概沉入了对老友的追忆之中，次日上午便一气呵成写成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忆曾祺》，文中回忆了当时汪曾祺在上海的不少细节，弥足珍贵，“我曾‘警告’他不可沉湎于老北京的悠悠长日，听鸽哨而入迷，消磨‘英雄志趣’，他的回信十分有趣，历经离乱，此笺已不复存，是可惜的。”

而文末更有几句感叹让人几欲废卷，“此后的笺札浸疏，倒是永玉通信中时常提起曾祺消息。李辉在现存永玉给我的信里涉及曾祺的零碎消息中，可以体会到他俩之间交往的变化，使我为之担心。常恐沪上一年交游之盛为不堪回首的记忆，是无端的杞忧么，不可知矣。”这句话的背景自然是汪曾祺与黄永玉友情的变化，而这样的变化在老人看来其实是痛在心里的，而这样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引发的呢？社会，市场，人心？或许老人是清楚的，只是不便言明罢了（老人其后在致我的信中也曾谈及黄永玉）。

这个时代，总有一些是变的，然而，也总有一些是不变的。

总有一些与晚明张岱、余怀声气相通的文人性情会自然流转——黄裳晚年的文章与性情正说明了这一点。

很多歌消失了，但黄裳“这支歌”并不会消失，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支歌”还会流传下去——我总想着第一次见老人时，老人说起去常熟再次拜谒柳如是墓的往事，那样的一种神态，那样的一种情怀所寄，其实正在于晚明士人的传统，也即一种正在消逝的士人风骨与清正本色。

从这一角度而言，老人也可以说是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