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展：电影比“独立”更重要

2011年11月17日 11:17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mag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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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纪录片被高估了？

相比剧情片的不思进取，近年独立纪录片的创作情况的确要高出一截，但我担忧的是，经历了被忽视之后的矫枉过正，现在独立纪录片又迅速地面临被高估。在道义的维度上，独立纪录片可能是中国所有文艺形式中对民生和社会“底层”付出最多真诚关注的一种，如果以超前的眼光来看，今天的某些作品会在将来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然而令我觉得遗憾的是，一些纪录片占有了相当重要的题材，但却因为采访的不够深入，或对纪录片语言观念缺乏自觉的反思，导致浅尝辄止或者自我削弱。汪浩的《一年中的七天》就是一例，这可能是中国第一部表现宣传部门日常工作的纪录片，但它所展示的内容并未超出普通人的认知或合理想象，叫人觉得十分遗憾。

以民俗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纪录片在独立纪录片中所占比例不大，我觉得这是将来颇具想象空间的一个发展方向。鬼叔中导演的《砻谷纪》将几乎失传的砻谷手艺忠实记录了下来，作者对电影制作采取的无意识的技术消极态度，恰恰和影片末尾CCTV摄制组的技术积极形成了一种有意识的对比。

《老唐头》是徐童“游民三部曲”的尾声，也是最轻松的一部。“三部曲”树立了徐童继王兵之后中国独立纪录片代表人物的地位。他们的出现，把在这个国家统治得稳如泰山的CCTV式电视专题片从纪录片的殿堂里扫地出门。

《萱堂闲话录》可能是本届影展最受欢迎的一部纪录片，邱炯炯也可能是最受观众（和志愿者）喜爱的一个导演。他身上没有某些独立纪录片导演那么强的使命感，在他看来纪录片或许应是一场游戏。邱也是纪录片导演里最才气逼人的一位。三年前看过他的《大酒楼》，印象很差，我感觉他当时还不知道电影修辞和文学修辞的区别是什么，但去年的《姑奶奶》已经让人刮目相看了，人们或许会争辩说，《姑奶奶》的成功是因为邱找到了一个像樊其辉这样的传奇人物。于是邱不得不借助《萱堂闲话录》证明，他也能从普通人身上挖掘出传奇性来，这部纪录片的记录对象是他的奶奶。邱仍然喜欢任意尝试不同的叙述节奏，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修辞手法，但他对素材潜力的挖掘能力显着提升了，《萱》成为个人口述史的新样本，在这个时候，我们若是判断独立纪录片的体裁和风格都因此得到了拓宽，那是不会有错的。

王克伟的实验短片《浮生》剧照。在作品自述中，王克伟写道：“菜场旁边的一潭死水，在水泥岸堤的包围中长满了浮萍。每次路过总会停留片刻。总能感受到光亮现存中不太有的气息，那是只有在深夜暖色台灯下思绪蔓延除此之外的所有黑色或睡梦之中才会有的感觉。”

意外收获

这次影展的一个意外收获是看到了一批实验电影。比起纪录片和剧情片来，众所周知实验电影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更加薄弱，它基本只存在于中央美院和北京电影学院等专业院校师生的小圈子里，基本没有深厚传统可资利用，所以中国实验电影不得不更加仰赖于借鉴玛雅·德伦、史云梅耶和斯坦·布拉奇治等西方大师所树立的典范。

关于中国实验电影及录像艺术的分类与特征，CIFF策展人炭叹在她的画册文章中已经谈得比较深入（这次很有意思的是几位策展人的综述文章都要比他们笔下阐述的作品更生动有趣）。我看到的十部实验短片对电影艺术形式的边界并无明显突破，但其制作的专业度和完善度，却高过了剧情和纪录两个单元。例如沈朝方的《处暑—宫乐图》所调动的人力物力估计超过了此次绝大部分剧情长片，他对影像的敏感程度也非常突出，这部半小时的影片中充盈着神秘的末世狂欢气息，让我隐隐想起肯尼斯·安格尔的“神话创作”影片。曹斐的《影梦人生》完全通过手影表演来传达政治和宗教概念。古涛《去大海的路上》则是较为传统的实验电影手段，以16毫米胶片为介质，打乱虚构、纪录与实验影像的边界，再造对汶川大地震的记忆。

就在本届CIFF即将波澜不惊地收场之际，一份名为《萨满·动物》的导演宣言突然出现在放映场地四周。宣言的起因是对前一天影展举办的纪录片论坛作出回应，在论坛上以吕新雨为首的学者的发言激怒了许多与会导演。这份宣言以“微博体”的形式写就，每个导演说一两句话，大致意思是批评知识分子的清高姿态和死搬概念，以及对当前火热创作的隔膜。在我看来，这份宣言仍然是创作者和评论者千百年来身份敌对的产物，这两个领域也许永远都不能达成互谅了。那么彼此理解也许是不重要的，大家就这么过下去吧。